民族“自強不吸”背后的經濟治理手段。

　　環境問題的一個重大原因，來自于機制性的資源粗放低效耗用狀態，它涉及煤、電、油等能源耗用相關的制度安排問題。有必要從資源稅改革切入，以經濟杠桿手段為主，把低效、落后、過剩的產能擠出去。

　　【熱點解析】

　　2013年以來，動輒打擊大半個中國且已造成“國際影響”的霧霾，實已帶有環境危機特征，引起了民眾廣泛不滿和政府管理部門高度焦慮，形成了對于我國經濟社會生活的現實威脅，亟待化解。

　　正視環境危機挑戰，我們一方面需要清醒地認識到，我國消除霧霾危害這一目標的實現，還需待以時日，因為在“先污染后治理”的既成事實軌道上再來解決此種問題，已不可能一蹴而就;另一方面，必須以最高重視程度，正確樹立中長期減排治污、消除霧霾等環境危機因素的可行思路與務實的方案框架。

　　這里首先有一個“對癥下藥”的視角，即霧霾愈演愈烈的成因到底是什么?關于我國霧霾等環境危機因素的細致成因分析，固然還需要展開大量的科研工作，但目前基本的判斷卻已經可以形成：這明顯地與我國具體國情中的如下幾個要點息息相關：

　　1.我國近95%的人口聚居于僅占42%左右國土的“瑗琿—騰沖線”(亦稱“胡煥庸線”)之東南方，使能源消耗、環境污染壓力呈現“半壁壓強型”;2.我國基礎能源主要依靠國內儲量豐富的煤炭——隨著燃油國內供給明顯不足等因素在近年浮出水面，加之水電、核電、風電、太陽能電所遇的各自制約，目前全國電力供應中的約80%已是燃煤發出的火電，而煤的清潔化使用難度高，大氣污染等負面效應十分突出;3.前面幾十年我國特定發展階段上形成了在經濟起飛中以重化工業支撐的超常規粗放式外延型快速發展模式，單位GDP產出中的能源消耗系數相當高，污染因素集中度高而不能有效化解。以上這些，可稱為我國能源—環境壓力方面客觀存在的“三重疊加”，我們極有必要據此如實認識理解相關環境挑戰的嚴峻性質。

　　接下來，還特別需要指出，在上述基本國情中有關人口分布、自然資源稟賦、發展階段特征等基本上不可選擇的因素之外，還有可塑性高的制度機制因素密切相關，而在這個方面我國存在重大缺陷，對于霧霾等環境問題的惡化難辭其咎。也就是說，我國目前環境問題的一個重大原因，來自于機制性的資源粗放低效耗用狀態，它涉及煤、電、油等能源耗用相關的制度安排問題，惡化著大氣、水源水流、生態環境，形成了經濟、社會生活中危及人們生存質量的不良傳導鏈條。

　　我們面對這種使發展過程不可持續的挑戰與威脅，必須抓住可塑、可選擇的機制與制度安排問題不放。下一階段極有必要積極推進從資源稅改革切入，逼迫電力價格和電力部門系統化改革，并進而引發地方稅體系和分稅制制度建設，以此助益新一輪稅價財聯動改革。這一主題，其實過去已在若干角度上被方方面面所關注和議論，但還缺乏一種“捅破窗戶紙”或“打開天窗說亮話”式的正面審視，沒有挑明并加以通盤連貫處理。

　　節能降耗方面，政府行政手段為主的選擇式“關停并轉”，雖仍然被反復強調，但其操作空間有限，僅適合為數不多的大型企業;以法規劃定“準入”技術標準的“正面清單”方式，邏輯上說可以用來面對中小企業，但如果以此為主來操作，一定會產生為數眾多、防不勝防的“人情因素”和設租尋租，發生事與愿違的種種扭曲和不公，效果亦不具備合意性。真正可靠、效應無誤的轉型升級出路和可充當主力的調控長效機制，是通過改革，以經濟杠桿手段為主，讓本應決定性配置資源的市場力量充分發揮公平競爭中的優勝劣汰作用，把真正低效、落后、過剩的產能擠出去，進而引發出來一個綠色、低碳、可持續的經濟社會發展“升級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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