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歷史上的某個時期，為官者信仰缺失、道德敗壞，卻振振有詞地說“社會變了”，不變就“跟不上潮流了”;作風霸道、頤指氣使，卻顛倒黑白地說“如今老百姓難管了、不聽話了”，全然不把群眾利益放在眼里;私欲膨脹、巧取豪奪，卻振振有詞地說“市場經濟就是要開放搞活”。有的地方只注意考試成績和選拔程序，不注意對人選素質的全面衡量，尤其是德行的深入考察，結果選出的干部群眾不認可，甚至產生“做人好不如做題好”的非議。

　　之所以出現這些現象，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由于長期以來，我國在干部考核評價機制上，往往由上級來評價，這顯然是不夠的，對政府工作最有發言權的應該是公眾。同時，干部升遷更多是由上級官員的意志和主觀好惡決定，而不由下面的群眾來決定，“公眾滿意度”對一個干部升遷的影響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這種做法導致現實中一些干部只“唯上”而不“唯下”。他們只對上級領導和官員負責，而不對轄區里的老百姓負責。顯然，這種干部考核評價機制違背了“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的服務理念，是造成一些干部作風漂浮的根源所在。

　　GDP是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生產成果的主要綜合指標，盡管GDP用來衡量經濟發展有其局限性，但在現時條件下，仍是判斷經濟形勢、出臺宏觀政策的重要依據。

　　在我國，計劃經濟體制已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取代，但長期以來形成的“追求量的增長”重過“追求質的提高”的觀念，仍然大有市場。在不少地方，盡管領導干部在公開場合不再像以前一樣強調GDP的重要性，可是在不少人心目中，“GDP排名”仍然占有相當重要的位置。再具體到干部考核，選用GDP這樣顯性、量化的指標，肯定比“調結構”、“保民生”等指標更簡單，也更有“可操作性”。這直接導致一些地方的干部考核陷入GDP至上的悖論，只追求GDP數值的增長，而對民生福祉、社會保障、環境保護、收入分配等有所忽略。這種做法導致現實中一些干部追求轟動效應，熱衷于搞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和沽名釣譽的“政績工程”，搞大拆大建、快上搶上，虛報工作業績，違背了科學發展的理念，阻礙了社會的進步和發展。

　　3.英國是世界上最早實行公務員制度的國家。在人才選拔中，注重選拔對象的教育程度、文學素養、掌握知識的多少，以及綜合、推理和判斷能力。就初任考試而言，英國的專業技術職務自然要以專業知識為主，而“通才”觀念主要體現在行政類官員的初任考試以及晉升到高級文官的人才類型中。

　　“通才”標準強調個人學歷，故公務員錄取者多為劍橋、牛津等名牌綜合性大學的優秀畢業生。這種選拔人才的標準，使“專才”在文官隊伍中地位低下且日益減少，無法進入高級行政人員的行列，參與行政決策和政策制定。但現代社會的政策與決策主要依賴于專業知識，英國人在實踐中也逐漸發現以“通才論”考選公務員有很大弊端，于是在上世紀60年代就著手改革，力求“通專結合”。“通專結合”要求公務員知識面寬廣，一專多能或者多專多能，既要重視公務員的知識和學歷，也不輕視公務員的專業性和技能。

　　新加坡對公務員的考評很嚴格，建立了一套科學、完整的考評體系。程序上，按照自我報告、上級考評和更高一級復簽的辦法，每年考評一次。考評報告分為兩種，一種是工作報告，主要考評工作目標的完成情況，包括個人品質、態度、責任等。這是公開性的，考評結果要反饋給被考評人本人;另一種就是潛能報告，主要考評公務員開闊的視野、分析能力、想象力和現實感，也就是李光耀所說的“直升機”素質。這是秘密性的，主要作為公務員升遷級別的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