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敗必須依法治理。反腐敗要靠法治，法治的前提是法律。用法律武器同腐敗作斗爭，把反腐敗建立在法制基礎上，是新加坡反腐敗工作的一大特點。新加坡貪污調查局(CPIB)查辦腐敗案件之所以高效、有力，在于他們有專門的反腐敗法律，使得調查局在查案過程中游刃有余。仔細研究新加坡反腐敗的立法，其特點十分明顯：第一，反腐敗立法在實踐中不斷完善。新加坡獨立41年，《防止貪污法》大的修改有四次，平均不到10年就修改一次，其間還制定了《沒收貪污所得利益法》;在執法規定中嚴格杜絕或限制“自由裁量權”的使用，任何政黨和組織均無權干擾司法獨立。第二，立法要有利于查處和執法。法律要規定得盡量詳盡可操作，避免執法者從法外尋找途徑執法而違法，這是司法公正和效率的基本要求。新加坡在立法上對罪名的設定嚴密、細致、周全。同時，明確司法原則，保證執法機關嚴格、公正、規范地執法。同為使用現代漢語的國家，新加坡在法律的制定上沒有模棱兩可的規定，使決策者或執法者沒有自由裁量的空間。作為在新加坡政壇占絕對統治地位的人民行動黨，其各項活動都能自覺地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進行，沒有人膽敢享有超越法律之上的任何特權。反腐敗必須堅持從嚴懲處，西化的民主在亞洲國家行不通。新加坡的法制嚴明、執法嚴格是舉世公認的，李光耀多次講：“在民主的背后，我要拿著嚴厲的大棒�！敝�所以能夠保持廉潔、高效的政府形象，關鍵在于執法嚴格。

　　反腐敗與發展經濟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李光耀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新加坡作為彈丸小國，資源缺乏，我沒有時間和精力來討論民主，惟有不斷前行，居安思危才能走上幸福之路。新加坡的經驗告訴我們：經濟發展與反腐敗不但不矛盾，而且有利于持之以恒地反腐敗。一方面，經濟發展為反腐敗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反腐敗保證了政府的廉潔、高效，保證了市場規則的公正運行，保證了正常、有序的經濟秩序。

　　反腐敗必須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新加坡的高薪養廉是舉世聞名的。認為“高薪是保持誠實的依托”，“好人”自然要“好價”，“便宜沒有好政府”。高薪養廉，把隱性成本轉換成顯性成本，既提高了公務員待遇，又不增加政府運行成本，還凈化了政府運行環境。新加坡在多年的實踐中，形成了一套反腐倡廉、遏制腐敗的體制機制，即“教育倡廉、高薪養廉、規則和監督保廉”。高薪養廉對防止腐敗有積極作用，在社會經濟發展允許的條件下應當實行，但這并不是最主要的。從產生腐敗的角度來看，高薪僅僅是提高腐敗者犯罪的成本。新加坡反腐敗成功的重要做法在于堅持不懈地綜合治理：在制度建設層面上，注重健全和完善法制、體制、機制;在社會管理層面上，加強有效管理和控制，規范行為，建立準則;在教育和觀念培養層面上，大力倡導和培養誠實、正直的社會道德、公眾輿論、價值觀;在司法層面上，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要真正體現在實際生活當中，從而使意志薄弱者不能為、不敢為，使大多數人不必為、不想為。

　　5.2011年3月23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會議研究了中央部門因公出國(境)經費、公務用車購置及運行費、公務接待費“三公”經費預算等有關問題。會議決定，在2009年和2010年大幅壓縮的基礎上，2011年繼續壓縮中央部門“三公”經費預算，在6月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中央財政決算時，中央本級“三公”經費支出情況納入報告內容，并向社會公開，接受社會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