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上世紀80年代，國家將獨生子女政策定為基本國策。30多年過去了，第一代獨生子女的父母已邁人老年或者即將邁人老年，養老壓力正在一步一步逼近他們的生活。他們被形象地稱為中年“夾心層”。張玲是典型的“夾心層”，孩子的養育和教育、長輩的養老和醫療已經將她和丈夫壓得喘不過氣來，到哪里去節省養老的投資呢?

　　“等我老了，就去養老院。”“老人病倒了，讓孩子請假不上班照顧，這樣可取嗎?”每談到養老問題，在醫院工作的55歲的張志峰就反問老伴。和同事一塊探討養老時，張志峰總想起一則報道：有個獨生子，在北京一國企工作，父親生病住院，母親在給父親送飯時摔傷，無奈之下，孝順的兒子辭職回家照顧父母。妻子不太理解他，和他離婚了。多年后，父親去世，他和生病的母親一直艱難度日。

　　同事也感慨，如果他雇人照顧父母，如果他把父母送到養老院，如果有更完善的養老機制，也許這樣的事兒可以避免。

　　父母生病時，80后獨生子女白天忙工作，晚上忙陪護。張志峰深感80后獨生子女的壓力。他只有一個20多歲的女兒，正在讀大學。女兒將來想在哪個城市工作，他打算順著她的心意。可當他老了，他真要去養老院嗎?沒法把養老完全寄托在子女身上，不是他們沒孝心，實在是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

　　“養兒防老”是中國人的傳統養老觀念。但如今到了21世紀，這種養老模式已經不再現實。在“只生一個好”的政策鼓勵下，孩子從小是父母和祖父母“手心里的寶”。中國的父母特別心疼孩子，從懷孕開始，到吃奶粉，上托兒所，上小學、初中、高中，為了“不輸在起跑線上”，給孩子請昂貴的各類家庭教師時，從不“手軟”，全都是傾盡全力。對于一般工薪家庭而言，除了按揭住房還款，孩子就是最大的開支，每月家庭基本開銷中一半以上花在孩子身上。

　　中國夫婦把大半生積累的財富都貢獻給了孩子。把孩子養到結婚(25歲至30歲者居多)后，夫妻雙方也離退休時間不遠。同時隨著生活水平和醫療水平的提高，我國人口預期壽命大大延長，社會老齡化程度將進一步加劇。如今四五十歲的中年人，膝下都只有一個孩子，靠子女保障自己退休以后的生活，讓成年后的子女分擔自己的養老壓力，可能性已經越來越低。5.黨的十七大提出，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建立和完善我國農村的社會養老保障機制，實現農民的老有所養，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內容，也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根本要求。

　　長期以來，由于城鄉二元經濟與社會結構的存在，我國農村的養老方式仍然是傳統的家庭養老，以農民子女扶養與農民個人自養相結合的方式為主。隨著社會變革進一步加劇，傳統養老方式受到越來越大的挑戰，農村很多地區的老年人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

　　我國農民的養老保障曾經世代以土地為中心。改革開放推動我國不斷加快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農民擁有土地的數量因此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遞減。

　　人口流動性增強和社會價值觀轉變，使得更多的農村年輕人到外地獨立謀生，以至于不能夠切實地承擔起扶養老人的責任。越來越多的農民獨生子女將形成“四二一”的家庭格局，一對夫婦可能贍養4個老人。農民子女的養老負擔逐漸演變成突出的社會問題。目前，農村老年人自養比例逐漸上升。他們年老體衰，生產經營能力很低，導致生活質量不斷下降，已經淪為農民群體中的弱勢群體。-

　　我國農村已經完全進入老齡化社會。農民老年人隊伍數量龐大，不僅影響他們自身的生存質量，而且已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中的重大人口因素。

　　我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正處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中，需要大量的農村人口，特別是具有較高文化程度的農村青年進城務工搞基礎建設。而城鎮戶籍制度和勞動用工制度的松動，促進了農村勞動力流向城鎮。這在一定程度上給農村家庭養老提供了經濟支持。但是，長期的聚少離多所帶來的“空巢家庭”和“代際”分化，造成了農村人口結構老化，農村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失去了依托。在此情景下，農村老年人的生活狀況并沒有得到好轉，而是面I|缶著更多的新困境。

　　在我國農村，贍養年老多病、無依無靠的老年人，多年來實行的是以五保戶和養老院為主要形式的集體養老制度。集體養老的物質基礎是農村集體經濟的物質豐富和管理完善。農村稅費改革減輕了農民的整體負擔，但也削弱了縣鄉兩級的財政實力。村級集體經濟趨于瓦解，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又相當有限，致使原來由鄉鎮統籌和村級集體經濟負擔的部分五保戶和其他一些農村貧困對象失去了救濟保障。

　　從總體上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人口覆蓋范圍有限，保障水平低。已有的保障措施具有應急性，缺乏制度化，與構建和諧社會的需要相比，與農村居民發展的需要相比，與農村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相比，還有很大差距。

　　在很多地區，多數農民缺少社會保障。部分失地農民“種田無地、就業無崗、社保無份”，生產生活、子女就學等得不到政策扶持。失地農民大量轉化為城市貧民，已經影響到城鄉社會穩定。

　　以2000年為例，用于社會保障的財政支出占中央財政的總支出，加拿大為39%，日本為37%，澳大利亞為35%。我國只有10%左右，而這l0%也主要用于城市居民的社會保障。占全國人口80%的農民，僅占社會保障費用支出總數的ll%;占全國人口20%的城鎮居民，卻占社會保障費用支出總數的89%。城鎮社會保障的覆蓋率達到91%，而農村社會保障的覆蓋率只有2%。

　　6.隨著社會的變遷、經濟的發展，我國農村養老已不再是單一的家庭養老，而是以家庭養老為主，其他養老方式并存。

　　5.黨的十七大提出，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建立和完善我國農村的社會養老保障機制，實現農民的老有所養，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內容，也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根本要求。

　　長期以來，由于城鄉二元經濟與社會結構的存在，我國農村的養老方式仍然是傳統的家庭養老，以農民子女扶養與農民個人自養相結合的方式為主。隨著社會變革進一步加劇，傳統養老方式受到越來越大的挑戰，農村很多地區的老年人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

　　我國農民的養老保障曾經世代以土地為中心。改革開放推動我國不斷加快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農民擁有土地的數量因此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遞減。

　　人口流動性增強和社會價值觀轉變，使得更多的農村年輕人到外地獨立謀生，以至于不能夠切實地承擔起扶養老人的責任。越來越多的農民獨生子女將形成“四二一”的家庭格局，一對夫婦可能贍養4個老人。農民子女的養老負擔逐漸演變成突出的社會問題。目前，農村老年人自養比例逐漸上升。他們年老體衰，生產經營能力很低，導致生活質量不斷下降，已經淪為農民群體中的弱勢群體。-

　　我國農村已經完全進入老齡化社會。農民老年人隊伍數量龐大，不僅影響他們自身的生存質量，而且已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中的重大人口因素。

　　我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正處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中，需要大量的農村人口，特別是具有較高文化程度的農村青年進城務工搞基礎建設。而城鎮戶籍制度和勞動用工制度的松動，促進了農村勞動力流向城鎮。這在一定程度上給農村家庭養老提供了經濟支持。但是，長期的聚少離多所帶來的“空巢家庭”和“代際”分化，造成了農村人口結構老化，農村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失去了依托。在此情景下，農村老年人的生活狀況并沒有得到好轉，而是面臨著更多的新困境。

　　在我國農村，贍養年老多病、無依無靠的老年人，多年來實行的是以五保戶和養老院為主要形式的集體養老制度。集體養老的物質基礎是農村集體經濟的物質豐富和管理完善。農村稅費改革減輕了農民的整體負擔，但也削弱了縣鄉兩級的財政實力。村級集體經濟趨于瓦解，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又相當有限，致使原來由鄉鎮統籌和村級集體經濟負擔的部分五保戶和其他一些農村貧困對象失去了救濟保障。

　　從總體上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人口覆蓋范圍有限，保障水平低。已有的保障措施具有應急性，缺乏制度化，與構建和諧社會的需要相比，與農村居民發展的需要相比，與農村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相比，還有很大差距。

　　在很多地區，多數農民缺少社會保障。部分失地農民“種田無地、就業無崗、社保無份”，生產生活、子女就學等得不到政策扶持。失地農民大量轉化為城市貧民，已經影響到城鄉社會穩定。

　　以2000年為例，用于社會保障的財政支出占中央財政的總支出，加拿大為39%，日本為37%，澳大利亞為35%。我國只有10%左右，而這l0%也主要用于城市居民的社會保障。占全國人口80%的農民，僅占社會保障費用支出總數的ll%;占全國人口20%的城鎮居民，卻占社會保障費用支出總數的89%。城鎮社會保障的覆蓋率達到91%，而農村社會保障的覆蓋率只有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