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變“鬼城”，地產泡沫向中小城市轉移;城鎮建設淪為“圈地運動”，地方與開發商聯手囤地;地方政府負債率逐年增長，借新債還舊債……當前，在熱火朝天的新型城鎮化建設中，少數地方正滑向歧途，其背后的風險悄然滋長。當前，我國部分地方政府與房地產企業“合謀”，一邊大范圍圈地賣錢，打著“城鎮化建設”的旗號，一邊大面積囤地升值，威脅著農業生產和糧食安全。(8月27日《新京報》)

　　現在，全國各地正以罕見的熱情擁抱“新型城鎮化”，將城鎮化看成一次圈地機會，以新城開發的名義，將大量的農業用地“劃”為建設用地，以此來賣錢。在全國首家生態農業示范縣黑龍江省慶安縣，正在大規模推進“3個10戰略”，鞏固10平方公里的老城區，新建10平方公里新城區和10平方公里產業園區。

　　這只是全國城鎮化建設的一個縮影。有數據表明，12個省會城市要建新城55個，平均一個城市要建4.6個新城新區;144個地級城市，要建200個新城，平均每個地級市建1.5個新城新區;161個縣中67個要建新城。已公布規劃面積的96個新城，占地超過6000平方公里。

　　倘若“圈地賣錢”任其發展的話，一方面，有踩住土地紅線的潛在危險。盡管這些土地采取宅基地置換、增減掛鉤等方式取得，但由城鎮化“從上到下”地按照領導意志要求進行，這導致土地不能按照市場方式和價格來配置，這難免突破18億畝耕地紅線。正如有學者所言：“城市像公司，書記是董事長，市長是總經理，城鎮化建設靠書記市長來經營”。

　　與此同時，一些地方行政主導化的城鎮化，“圈地賣錢”還遠遠不夠，還得靠借債過日子。據國家開發銀行日前預計，未來3年我國城鎮化投融資資金需求量將達25萬億元，城鎮化建設資金缺口約為11.7萬億元。而2013年至2015年，財政資金僅能支持當年城鎮化新增投資的五分之一左右。鄂爾多斯債務危機的先車之鑒，不得不防。

　　此外，一味地進行圈地，從農民嘴中奪口糧，容易引起社會矛盾。在江蘇某地，政府征地竟給農民打白條，言稱征地補償“過兩年再給”;山東某地也出現征地打白條，來應付信訪事件。地方政府這樣做，很容易激化矛盾，讓城鎮化被上“惡名”。

　　讓公眾憂慮和不安的是，直到現在中央，只把目光和精力聚焦在新城鎮化建設上，尤其是就各級地方政府正在導演的“圈地賣錢”鬧劇，極有可能引發圈地狂潮和一些后遺癥，沒出臺任何公共政策，進行預警和未雨綢繆。

　　因此，筆者覺得，首先，國家層面有必要對這項變形的公共政策，進行重新評估，尤其對有意扭曲和肢解國家既有制度的地方，立即叫停;其次，對地方盛行的土地置換制度，要加強監管�，F在的問題是，增減掛鉤指標置換違規操作非常多，比如地還沒復墾、農民的新聚居區還沒建好，城市建設土地指標就可以交易，或者進行抵押貸款，不僅損害了農民的利益，也讓國家的宏觀調控失效。此外，加大問責力度。除認真執行《土地違法違紀行為行政處分規定》外，還要對土地違法情節嚴重、社會危害較大的，堅決予以刑法問責，以改變土地執法中“以罰代刑”、“以紀代刑”的舊弊。惟有多管齊下，城鎮化才能有效避免演變成土地財政的“升級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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