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3

　　隨著電子商務的發展，網購逐漸流行，但是我國對于網絡食品安全的監管尚無相關的法律規定。2009年頒布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和新《食品安全法》中沒有明確將“網絡食品銷售者”列入接受法律監督的對象。

　　全國政協委員雷后興在對網絡食品調研中發現，網絡上銷售的食品，存在著進貨、儲存不合格，以次充好，售過期和假冒食品等諸多嚴重的安全隱患問題。如《食品安全法》明確規定，禁止生產經營無標簽的預包裝食品，進口食品必須有合格的中文標簽。而網上銷售的多為預包裝食品，不少商品沒有任何標簽，產地不詳，沒有生產日期、生產廠家、品牌、國家批準生產批號等;很多進口食品沒有中文標示，不太懂英文的人就看不懂，甚至有的商品還偽造冒用其他知名品牌進行銷售。一些網購食品是賣家用簡單工具自己制作、自行包裝的食品，還有很多網站的產品是整箱進口再分裝，造成直接入口(不用二次升溫加工)的食品很容易受到肉眼看不到的二次污染。

　　由于目前我國網絡食品安全監管上尚欠缺有效的管理機制，.‘網友目前只能通過留言、惡評、發帖曝光等手段，對網絡交易進行輿論監督，對于已經上當受騙的網友就只能自認倒霉，網絡購物尤其是網購食品安全問題，成了近年來消費者申訴的熱點之一。”雷后興說。

　　資料4.

　　食品問題頻發，而監管部門反應往往“慢一拍”。從已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看，一些監管部門“在辦公室看樣品”成為“監管習慣”：“瘦肉精”事件中，讓養豬戶自己取樣送檢。更有甚者，少數監管部門和工作人員將能不能創收作為管與不管的取舍標準。

　　山東某縣質監局一位食品審查員反映：“現在的財政供養機制不是很順，收費罰款省局、市局都扣一部分，剩下大約80%是‘自己’的，所有人的工資福利就從收費、罰款中出。

　　我們現在變成了‘養魚執法’，每天的工作目標就是想著如何完成‘創收’任務。”罰款的目的本來是加強監管，對違法、違規行為進行懲處，然而在一些基層監管人員那里，罰款竟然“生財有道”。這位食品審查員舉例說，執法中即使發現造假也不能罰死，罰太狠了，下年找誰收錢去?本來罰10萬元的現在罰1萬，企業交了“保護費”，焉有不放之理?所以，在這樣的怪象下，監管人員快與違規企業成為“利益共同體”了。據了解，這樣的現象并非個例，浙江一名基層監管部門負責人告訴記者，他們有的年份幾個月可以不干活。

　　因為“前期努力”，已經提前完成了全年的“創收”任務。

　　此外，來自一些地方政府的壓力，也削弱了監管力度。一位地方質監部門負責人向記者抱怨說，政府頭等大事是發展經濟，監管部門如果只是管管小企業、打打蒼蠅還無所謂，要是對于地方“有重要貢獻”的食品企業、行業“鐵面無私”，領導就會找你“談話”。

　　資料5

　　“一頭豬，從養殖到餐桌，至少要經歷5個部門，其中養殖時歸農業部門管理，商務部門負責屠宰，豬肉運到工廠進行深加工歸質監部門管，到了市場則歸工商部門管理，到飯店食堂上了餐桌，又成了食品藥品監管部門的責任。”相關部門一位人士舉例說。

　　目前，我國對食品的監管實行的是分段監管，食品安全竟有十幾個部門監管。從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的組成部門來看，目前對外正式公布的有13個。所以，食品生產企業從準入，到生產加工，再到進人市場流通，有不同的部門在進行監管，對于不同的食品和食品加工也面臨不同部門的監管。這就涉及生產和流通監管部門與部門之間怎么去銜接，就很可能造成段與段之間銜接不到位。比如，當問題食品出現需要下架時是工商部門負責，但是下架以后回到廠里，歸負責生產環節管理的質量技術監督部門管，如果工商和質量技術監督的工作沒有有效銜接，就會造成下架的問題食品監管上的真空。

　　國內外對食品安全的衡量標準是不同的。近年來接連出現一些跨國公司的產品在海外被發現存在安全隱患，但跨國公司隨后都聲明其在華產品“安全”、符合中國標準。例如，來自瑞典研究機構的數據表示，雀巢等品牌生產的部分嬰兒食品含有砷、鉛等毒重金屬，存在安全隱患。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隨后通報，這些品牌在華產品檢出的砷、鉛等重金屬，均未超出中國標準。數據顯示，多年以來我國食品出口合格率均保持在99.8%以上，而內銷食品在“多年整頓”的背景下，合格率卻只有90%左右。雖然只有九個百分點的差距，但卻暴露出食品安全標準“內外有別”的尷尬。

　　另外，部分食品標準30年不變。中國消費者協會律師團團長邱寶昌表示：“有些標準長期‘原地踏步’，甚至二三十年不變，不但給一些造假企業鉆空子提供了可能，也影響到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甚至國家形象。”我國的標準化法1989年開始實施，形勢早已發生變化，標準化法修訂工作開展近十年，目前新法仍未出臺。《標準化法實施條例》已有明確關于標準復審周期的規定，標準復審周期一般不超過五年。出現食品安全標準標齡長，甚至二三十年不變的情況，標準已不成為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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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食品安全事件的頻發，公眾情緒的“燃點”越來越低，不辯信息真假而反應過度。近期，網上再曝與黃曲霉素相關的普洱茶致癌說，某微博博主稱普洱茶含有大量的黃曲霉素，喝普洱茶是得癌癥最快的方法。又是一石激起千層浪，曾被世人追捧的養生普洱茶，一夜間被冠上了“致癌”的稱號。

　　由于公眾食品安全知識的缺失，科學事實與消費者認知之間存在“信息真空”正在越拉越大，公眾面對在來自各界的不同聲音里，往往比較極端的音量容易受到關注和引發傳播，政府或專家們慎重的反應會相對慢幾拍，這使得靠數據、靠事實、靠標準支撐的聲音反而得不到理解和重視，有時甚至造成信息的扭曲。所以，一旦爆出食品安全事件，無論是否個別案例，公眾的第一反應是泄憤，把企業一棒子打死，追本溯源與解決問題本身反而是次要的。事件本身成為各種民意的宣泄口，而政府、專家等發出的聲音往往遭遇“被失語”。農業部副部長高鴻賓在“兩會”期間公開表示不贊成媒體對“致癌牛奶”等的過度炒作，此言一出，立即遭到網民圍攻。無獨有偶，此前陳君石院士因為“黃曲霉素致癌不必恐慌”“食品標準是妥協的結果”“不存在食品安全零風險”等觀點受到輿論炮擊，而廣受網民喜歡的羅云波，也因為“食品安全標準并非越高越好”，受到網民反戈一擊。專家的澄清誤讀變成了“沒良心”“偽科普”，政府的表態變成了“官員怠責”“被企業收買”，似乎只有輿論的譴責是“正確的聲音”。只要不加入痛打“落水狗”的行列，就必定是“人民的公敵”。當恐慌情緒代替了合理評估時，引發問題的全部原因、甚至是最根本的原因就容易被忽視。

　　資料7

　　乳業已經成為中國食品業的重災區，面對這樣一個局面，業界人士不停地吐苦水：企業利潤均被終端營銷戰所吞噬，分攤給奶農的利潤更是相當微薄。“在這樣的惡性競爭面前，亂局是必然。”

　　然而在資本市場，“可憐”的乳企則完全換了一副面孔，顯得容光煥發。以蒙牛發布的2010年半年報為例，蒙牛在財報中表示：“隨著中國乳制品市場的不斷擴大，集團專注高端乳制品研發，期內產品組合的持續優化及市場推廣的顯著成效，截至目前，本集團收入達到144.342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19.31%。”此外，財報還披露，盡管面臨原料漲價壓力，但是通過優化產品組合、成本精準化控制等手段，蒙牛期內毛利達37.872億元，同比增長17.14%。

　　快消企業不需要承擔高額的研發成本，但要面對“花心”的消費者。因此在任何一個自由競爭的市場，營銷費用都是快消企業的主要開支之一，這是行業特點使然。乳業指責營銷吞噬利潤似乎有些矯情。不過企業的資源和精力是有限的，當過多集中在終端的拼殺和市場份額的奪取，勢必對上游的關注度減弱。雖然對上游的投資不會立竿見影，卻關乎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因為產業鏈的健康關乎整個行業的良性發展。遺憾的是，企業們均被短期利潤蒙蔽，甚至為了獲得更大利益，不惜欺上瞞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