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一位“北漂”女士這樣寫道：我和老公來B市已經10年了，2003年底買了房子，當時還很便宜，北五環邊上，4440/平米，現在對面新建的樓都27000/平米了。入住后我們口袋里就剩1000塊，當時一樣新家具和電器也沒買，后來才慢慢添置起來。老公在04、05年賺的比較多，但是很累。今年初換了份工作，還算輕松，但工資只有原來的一半，我們比較滿意。我在一家全國知名的大型股份公司從事IT業工作，但收入一般，只在今年工資才有了一些上漲。老公新找的單位是個私企，除了工資和商業保險，什么也沒有。全家年收入158000元，年余額30560元。我們的生活應該能反映出很多“北漂”一族的生活現狀，生活壓力挺大的。我現在的愿望是能早日存夠一筆錢，離開北京，回老家的城市生活，還想能有機會和老公出去旅游一次，我不知道什么時候能實現。現在生活感覺挺幸福的，但還有那么多貸款，感覺壓力挺大。年底我們的寶寶就要出生了，以后孩子上學也是個問題。一是我們現在都沒有北京戶口，二是北京的學校稍好一點兒的就要收很多贊助費。沒有戶口就要收更多，想想這個就發愁。

　　5、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有人大代表指出，部分打工家庭夫婦長期分居，由于孤獨寂寞、生理需求得不到滿足，在一些打工者聚集的地方出現了“臨時夫妻”現象。他們在外打工期間組成臨時“家庭”，共同租房，開伙食，相互慰藉，一起生活。

　　該代表表示，“臨時夫妻”會造成許多問題，最直接的影響是使夫妻感情不和、家庭不穩甚至破裂，還會影響到小孩的成長，嚴重的可能會誘發刑事案件。“臨時夫妻”問題嚴重，，但又不可能不出去打工。該代表呼吁：為避免滋生“臨時夫妻”現象，打工者聚集地政府應當綜合考慮，盡快拿出解決辦法。

　　對此，法律專家表示，“臨時夫妻”的說法并不準確，這屬于非法同居，是非法的兩性關系，社會學專家則認為，“臨時夫妻”現象主要不在于道德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問題，應該引起政府的關注。

　　6、“推拉理論”對人口流動的原因進行了解釋。“推拉理論”首先由巴格內(D.J.Bagne.)提出，他認為，人口流動的目的是改善生活條件。流入地的那些有利于改善生活條件的因素成為促使人口流動的拉力，而流出地不利的生活條件就是推力，人口流動就由這兩股力量前拉后推所決定。

　　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來，堅持了幾十年的土地公有制為基礎的農村集體經濟，逐步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所替代，農民擺脫了集體勞動的禁錮，成了自主經營、獨立核算的自由勞動者。1984年10月，國務院發布了《關于農民進入集鎮落戶問題的通知》，規定在城鎮有固定住所、有經營能力或在鄉鎮企事業單位長期務工、經商、辦服務業的農民和家屬可以在城鎮落戶，由此開啟了農村人口流動的閘門，人口流動數量迅速高漲。

　　我國雖然實施了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但由于人口基數大，每年新增人口仍高達1300萬。而農村土地資源有限，不會隨人口的增長而增多。相反，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響，農村耕地還將繼續減少。國土資源部提供的資料顯示，從1996年至2003年的七年間，中國耕地面積已由19.5億畝減少到18.5億畝，七年減少了一億畝，平均每年約減少1429萬畝。據統計，中國現在農村剩余勞動力已直達3億，人地緊張關系十分突出。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發展，產業結構調整不斷深入，與城鎮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服務業發展迅速。以S市為例，隨著長三角沿海地區對外開放的逐步深化，特別是新區開發開放，大量境內外資本涌入，促進了本地經濟的高速發展，由此形成巨大的勞動力市場。而S市自1964年起在全國率先實行計劃生育，70年代末又率先實行一孩化政策，使其成為全國最早進入人口負增長的城市。人口普查數據表明，1982-1990 年期間，S市的適齡勞動力人口比重從 66.16%下降到63.19%。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時，全市勞動力適齡人口增加了291.20萬，增長34.12%，達到1143.32萬，占總人口的比重增至69.17%。基于戶籍人口負增長的背景，適齡勞動力人口增量的形成主要來自于流動人口的補充，從勞動力市場角度看，風險較高的建筑業、收入較低的制造業、住宿條件較差的餐飲業、工作時間較長的批發零售業等低級勞動力市場，本場勞動人口不愿進入，需要由外來勞動力來承擔。

　　我國雖然實施了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但由于人口基數大，每年新增人口仍高達1300萬。而農村土地資源有限，不會隨人口的增長而增多。相反，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響，農村耕地還將繼續減少。國土資源部提供的資料顯示，從1996年至2003年的七年間，中國耕地面積已由19.5億畝減少到18.5億畝，七年減少了一億畝，平均每年約減少1429萬畝。

　　7、城鄉收入差距從1994年開始出現了下降趨勢，但是從1997年起又逐步擴大，值得注意的是，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這一指標與農村居民純收入指標并無完全可比性。前者往往由于一些不計作收入的如住房、醫療，教育等福利待遇而使數據被高估;而后者則往往由于一些自產自用的農副產品也被作價計入了純收入而使數量被高估，如果將兩者調整到完全可比狀，則差距會更大，據專家測算，若按可技配收入計算，城鄉差距約為3∶1，若只考慮貨幣收入，差距擴大為4∶1，若考慮城市居民的各種福利性補貼，差距將進一步拉大到5~6∶1。清華大學李強教授的一項調查顯示，90.1%的農民進城務工后年收入比在家鄉時有了明顯上升，平均比進城前多收入8738.3元，其中，約20%的人高出10000元以上，52.4%的人高出5000元及以上。

　　一位農民曾和記者算了這樣一筆賬，去年他家種一季稻花去種子費420元，復泥肥750元，尿素450元，收割費900元，旋耕費900元，人工費1125元，水費1275元，農藥費2250元，轉包費2370元，共支出104440元;一季稻收獲糧食7500公斤，按每50公斤100元計算，共收入15000元，刨去成本后，將收入約4500元，以一年兩季計算，種地年總收入為9120元。而他讀大學的兒子一年學費與生活費支出就要15000元，缺口十分明顯，關于農民工外出打工原因的一項調查也表明，“務農掙錢太少”、“掙錢補貼家用”、“掙錢蓋房成親”等與經濟相關的選項所占比重之和高達61.8%，遠高于其他類型的選項。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在農村工業化戰略與小城鎮建設等宏觀政策的推動下，大量的鄉辦、村辦企業依憑“船小好掉頭”的優勢迅速崛起，并一度占據了工業發展的“半壁江山”，為農業人口進入非農產業提供了大量的就業崗位。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與發展，粗放經營的鄉鎮企業不僅原有的經營優勢減退，也開始遭遇到資金短缺、管理落后和市場約束增強等挑戰和沖擊。鄉鎮企業除少數成功轉型外，大部分無力維持并逐漸破產消失，原來被鄉鎮企業吸納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重新被釋放出來，同時，由于農村經濟長期以來發展緩慢，農村地區非農產業的發展還遠遠沒有達到可以吸納大量農村勞動力的程度。有學者指出，勞動力流出最多的往往是當地非農產業并不發達的地區，而非農產業發展較好的地區。

　　與農村相比，城市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寬闊平整的道路，琳瑯滿目的商品，各式各樣的休閑娛樂設施，以及優質的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構建了一個令人向往的生活環境。同時，資本高度聚集的城市，提供了比農村更多的工作機會，更好的工作條件，更大的發展空間。在城市工作，也能及時地接受到現代思想與觀念的熏陶和感染，學到更多的知識和技能，還能結識來自全國各地的朋友，豐富社會關系，擴大生活圈子。城市優越的生活環境與發展機會，對那些比較年輕、文化水平較高且不安于現狀，有較高追求的農村勞動者來說，尤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