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有備未必無患，但無備必有大患。在當前中國轉型的背景下，各種風險、災害和公共危機糾纏復雜，對各級政府能否正確應對和及時處置提出嚴峻挑戰，這直接關系到政府在公眾心中的形象，關系到國家的安全和穩定。災害的發生是不可避免的，但災害的損失卻可以降低。做好防災減災工作的關鍵是防患于未然。在這其中，政府尤其“責任重于泰山”。一個負責型政府，當然有責任保證城市的安全，保障市民生活的安全。在“5·12”地震之后，全社會對災害防治給予了更多的關注，這就對政府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做好防災基礎設施建設，以身作則引導社會的關注和努力，政府責無旁貸。

　　5.在現代西方國家減災救災實踐過程中，各種社會組織和普通公眾的高度參與、社會自主治理、政府之外各種社會組織和機制高度發展、治理主體和治理模式的多元化正在成為核心事實和發展主流。自然災害作為人類無法抗拒的公共安全問題，如果采取必要的、合理的措施，可最大程度地降低災害造成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避免次生災害的發生。有效的社會參與機制能增強人們抵御災害的能力，其重要作用尤其體現在場面混亂、支持隊伍未能及時抵達時。如1993年印度馬哈拉施特拉邦地震、1994年美國加州地震、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2005年美國卡特里娜颶風及2010海地地震，社會組織均在緊急救援中扮演關鍵角色。此外，由于災害發生地區政府亦不例外于災害的摧殘，其在災害發生初期的決策執行管理能力均受到損耗，而社會團體透過組織網絡，動員民間自發力量彌補政府角色更顯得重要。如1999年土耳其瑪爾瑪拉地區7.4級地震，超過1.7萬人喪生，土耳其政府在災難后陷于癱瘓，而40個非政府組織組成“公民社會地震協調委員會”統籌救援，為超過25萬災民提供物資，搭建帳篷，類似的事情亦發生在2010年巴基斯坦洪水受災民眾的救助上。

　　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舉國上下，頓陷悲哀，政府馬上展開積極救援，民間團體和個人也有條不紊地參加救災活動。由于通往災區的橋梁坍塌，道路阻塞，志愿者必須遵從政府或民間團體發出的各種交通指引，掌握最準確的信息，第一時間抵達震央。當年，志愿服務者達137.7萬人之多，創下了日本史上的奇跡，這一年后被定為“日本志愿服務元年”。

　　在日本內閣府的相關網站上，刊登有關于志愿服務的一些要求、活動內容、救援說明，從中可體現官僚控制的強勁有力。中央政府的相關部門，設有應對志愿服務的窗口。如內閣府中負責防災的部門提供有關抗震救災的志愿服務信息;總務省消防廳提供災害救援的志愿者信息;厚生勞動省則提供相關的志愿服務活動;內閣府國民生活局的網站里有志愿服務者的網頁鏈接;而全國社會福利協議會(半官方組織)則提供相關的救災志愿服務活動情況，志愿者、市民活動網頁，福利救援、災害志愿者信息，日本紅十字會提供有關救災活動信息等。此外，政府還通過外圍組織，對志愿服務者進行培訓活動。迄今為止，召開了9次“防災志愿服務活動研討會”，還有各種相關討論會。比如：人才培育、志愿服務者團體之間的信息共享、地區之間的相互協助、公共衛生和安全，等等。一方面解決救援中實際操作問題，另一方面也起到了協調各方的作用，對關鍵性問題提出指導性意見。

　　“災難發生時，政府應當義不容辭地承擔起救災的責任，民間救援力量只能起輔助的作用。”民政部救災救濟司慈善處處長鄭遠長在接受采訪時這樣說。此前，民革中央常委、中國扶貧開發協會副會長林嘉馬來表示：“我國有上千萬個非政府組織，這方面力量沒有動員起來，海外慈善機構和外國政府援助作用也沒有發揮。”

　　“救災就像打仗一樣，國家正規軍肯定要沖在前面，是主要的作戰力量，當然民兵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首先是要有組織，其次要訓練有素，否則不但幫不上忙，還有可能添亂。”鄭遠長表示，政府對民間慈善一直是鼓勵的，但目前我國民間慈善組織還不夠成熟，災難來臨時很難起到獨當一面的作用。鄭遠長說，我國的民間慈善組織不夠發達，主要原因是長期以來經濟不發達，“人們先得填飽肚子，才能考慮其他”。隨著我國經濟日益發展，近年來，民間慈善組織也取得了很大的發展，而政府也在不斷地創造條件，扶持、鼓勵民間組織，但其成長完善仍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民兵要平時加緊訓練，打仗時才能發揮作用，否則就是一些散兵游勇。”

　　6.心理學家指出，對災區關懷，物質援助至關重要，精神救援更是必須。從唐山大地震、伊朗大地震等無數地震中，世界心理學界總結出一個鐵律：地震發生后，受災幸存者焦慮之后是抑郁，嚴重抑郁的結果是漠視生命。半年之后，將是災區自殺行為高發時節……

　　對地震幸存者進行心理干預已經刻不容緩。韋克難所參與的心理援助活動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啟動的。這是由西南財經大學統一組織四川四所高校實施的“災區基層干部心理援助計劃”。西南財經大學于災后在綿竹、北川分別設立了社會工作站。他們計劃用兩個月的時間，通過篩查和個案心理咨詢、團體心理輔導等多種專業方法，為災區基層干部提供心理援助。韋克難告訴記者，綿竹全市在編公務員有900多人，還有一些事業單位編制的人員。全市150多個村，每村骨干干部3人。他們打算把工作重點放在鄉鎮層面，并以漢旺鎮、遵道鎮、九龍鎮等作為重點。他們先在市內進行了預調查，共回收問卷30份，篩選出10人需要跟蹤介入。

　　“通過我們預調查，發現災區公務員壓力普遍偏大，10個需要跟蹤介入的人中，有6個需要專業心理輔導。”韋克難說。在兩個月內，他們對縣、鄉鎮、村三級干部開展心理普查和社會工作需求調查，并對干部進行個案心理咨詢和團體心理輔導，同時開展“幸福家庭”等活動，通過干部的家人、親戚、朋友等社會支持系統減輕干部壓力。汶川地震后，親身經歷了地震的老大爺一遍又一遍地講地震時的情景和他的感受，根本停不下來;震后的學校將幸存的小學生重新編組班級，有時三個班剩下不到一個班;失去親人的教師在接受心理輔導后馬上就要去輔導自己的學生。很多人之所以能夠走出陰影，是靠自己有意識地努力，以及其他親人、朋友甚至孩子的幫助。這個過程是不容易的，要重歸人性化的生活，需要有針對性的社會心理重建。

　　所謂走出陰影，并非是對親人的遺忘。好好活著才是對親人最好的紀念，對親情最好的詮釋——對于去世的親人來說，他們的基因需要我們傳承，他們的理想值得我們去實現，他們的故事我們要記在心中。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可以回答一個問題：什么叫紀念?災難過后，陌生人的同情心在短暫地爆發后必然會歸于沉寂，而只有他們的親人還永遠緬懷著他們，活著的人必須要活得盡量長久和真實。如果連記得他們的親人們也郁郁而終或生不如死，他們在這個世界上的存在就真的沒有任何痕跡和意義了。真正有意義的紀念是：為了那不能停止的思念不被拋向虛空，有時我們要通過文學等形式去紀念逝去的人——那是“為了忘卻的紀念”;但更多的是我們要忘卻傷痛而重新開始實在的生活——那是“為了紀念的忘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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