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培訓與發展

　　新生代農民工更期待未來的發展，大多數人有著自己創業的夢想，對未來的渴望超過第一代農民工，對未來的人生軌道也有一定的規劃，但是往往因為喜歡享受，總是離自己的預期目標很遠。

　　與第一代農民工求生存為主不同，學技術成為第二代農民工外出務工的一個重要原因，他們大多希望有一技之長以謀求更廣闊的發展空間。有56.9%的第二代農民工認為打工是為了多掙錢，但也有高達62.6%的人未來有做老板的打算，“有自己的事業”是他們中不少人的最高理想。

　　由于第二代農民工的受教育程度較高，因此他們對文化精神生活也有著強烈的需求，很多人認為看電視、看報紙都只是較低層次的精神需求，但由于收入較低，他們只能選擇比較廉價的文化消費方式。調查顯示，31.2%的人在工作之余選擇學習，56.2%的人希望當地有關機構能組織開展各種技能培訓。

　　第二代農民工在選擇工作時，非常關注“對人的尊重”，希望被他人尊重和被社會認可。調查中，第二代農民工對一些公司控制加班時間，進行人性化管理非常滿意，認為這樣會得到精神上的滿足，工作的信心和動力更大。

　　調查顯示，盡管目前城市的管理、服務與青年農民工的實際需要相差甚遠，但仍有27.4%的人希望一直呆在城市參與城市建設和分享城市發展成果。廣東省青年干部學院青年研究所所長譚建光認為，這說明第二代農民工內心對城市的認同感和渴望融入的心理，他們希望參與城市種種公共活動，體現自己的價值。

　　“民工潮”興起于改革開放初。從上個世紀80年代起，一個又一個躁動的身影，告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模式，義無反顧地闖進陌生的城鎮，匯聚成讓人嘆為觀止的億萬農民工大軍。一方面似乎是永遠洶涌的“民工潮”，另一方面民工開始回流。2007年，湖南勞務輸出達1093萬人，占農村勞動力總人數的30%，近年，湖南各地紛紛對回鄉創業者制訂優惠政策，加大信貸支持力度和金融服務力度，提倡和鼓勵“勞務湘軍”回鄉創業。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湖南全省已有約30萬外出農民工回鄉創業，創辦“回流型”企業3.3萬多個，吸納近120萬農村勞動力。

　　80后農民工的生活逐漸被城市化，他們在穿著、飲食習慣、價值觀念、談吐、思維方式等方面逐漸與城市的孩子接近，城市的“向心力”日益增強，如何為他們提供就業教育機會、提高他們自身素質、完善進城配套政策等已成為當前政府部門思考的課題。許許多多像萬春水一樣的老民工回鄉后一去不還。取而代之的是小杰這樣的年輕娃子。他們有文化，有想法，更加的不安分。這些80后民工的精彩故事，告訴我們一個結果，那就是外出、賺錢、回鄉、建房、再出來，已經不是民工們外出打工的唯一選擇。人生的路，在農民工的腳下，越走越寬。

　　八、人群評價

　　農村流動人群已不再是昨天的農村流動人群，“新人換舊人”，新的一代已經成長為農村流動人群的主力：他們“新”在年輕，“新”在沒有務農經歷，“新”在對城市生活更強的憧憬和向往，“新”在更少的家庭負擔。

　　面對新一代農村流動人群，我們的一些城市仍然“我自巋然不動”，無動于衷，甚至有個別城市還想著法子，拆遷“城中村”，讓流動人群無容身之地，從而企圖變相地迫使他們離開。我們仍然看不到農村流動人群如何分享城市發展、繁榮的成果。不少城市并沒有把農村流動人群作為中低收入者看待，低保、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這些為城市中低收入者設計的福利政策都沒有他們的份兒。

　　盡管國務院曾專門為農民工發過文件，要求流入地政府解決農村流動人群子女的上學問題，但是不少城市的教育部門仍不能解決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問題。

　　新一代農村流動人群一方面想永久地離開農村，不愿返回農村生活定居，另一方面他們在城市沒有“家”的感覺，找不到融入城市的鑰匙。城市對他們構筑起一道道屏障。一些城市想通過產業結構調整、改造“城中村”，讓農村流動人群沒有了就業機會和安身之所，從而讓他們自動離開。事實上這只是一廂情愿的想法，只要仍然存在城鄉二元差別和地區差別，那么城市的繁榮就會吸引農村流動人群向城市流動。如果一個城市如此無情地對待為其繁榮和發展做出巨大貢獻的農村流動人群，那么農村流動人群會以什么樣的方式“回報”它呢?它又將怎樣實現和諧呢?和諧社會何以可能呢?

　　新一代農村流動人群不會“坐以待斃”，總要尋找他們在城市的生存和生活空間。在城市社會的排斥下，他們形成了自己的生活圈和社會。他們在城市主流社會找不到認同和價值的肯定，而轉向自己群體的認可，建立了自己的生活圈子和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他們憑借著老鄉、親戚朋友等傳統資源，去維持他們內部的秩序，以他們特有的方式解決他們自身的問題。在不少城市，已經形成同一個縣或省來的人生活在一起、集中在同一個行業的現象，甚至出現各種老鄉團伙，占據一方天地。

　　有研究者研究發現，最近農村流動人群上訪少了，并不等于他們面臨的問題比以前少了，而是他們更多地借助于其內部的非正式力量和方式解決問題。這就是城市排斥的結果。城市的排斥，使得農村流動人群更傾向于挖掘內部的傳統資源，去構建他們的生活秩序和圈子，去支撐他們在城市的生活、生存。長此以往，城市將形成雙重結構：主流社會和邊緣社會。當邊緣社會不斷擴大，勢必對主流社會產生強大的沖擊，從而會帶來隔離、斷裂后的緊張、矛盾和失序，城市居民也就不會有安穩的日子。

　　為了避免這樣的惡果出現，每個城市都不要為了眼前的利益而將農村流動人群排斥在外，不能再繼續把他們僅僅當做“過客”，新一代農村流動人群的出現和壯大，已經讓城市沒有多少時間去享受流動人群的“紅利”了，繼續靠農村流動人群的廉價勞動維持繁榮和發展的余地將越來越小。因此，只有給予農村流動人群以基本的市民待遇，讓他們分享城市改革、發展和繁榮之成果，一個城市才能真正實現和睦相處、社會和諧的理想，才能保持可持續性發展。

　　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從“賣苦力”到“拼智力”，從城鄉兩棲到定居城市，從單向涌入城市到開始回鄉創業，中國農民工群體正在發生著脫胎換骨般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