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解決措施

　　針對農村“留守人員”中存在的問題和他們的實際需求，圍繞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主題，工會、婦聯、團委等各級組織應充分發揮自身優勢，采取積極對策，為“留守人員”投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提供智力保障和政策支持，為“農民工”安心工作解決其后顧之憂做好穩固的后方工作。

　　(1)強化政府宏觀調控職能。一是加大農村機械化耕作程度和范圍。盡量提供一些諸如聯合收割機這樣的農村專業化服務，不僅可以緩解“農民工”家庭無青壯年勞力的勞動壓力，同時也蘊含著許多商機，這是新農村建設中值得研究的新課題。二是加強村級綜治工作。加強鎮級派出所警力，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組織夜間安全巡邏隊，給村級治安員適當生活補助，提高其工作積極性和責任感。三是鼓勵“農民工”回鄉探親。保障“農民工”的法定節假日，最好能開通“農民工”專列，給他們提供節假日回家和家人團聚的機會。

　　(2)豐富農村娛樂活動。各級工會、婦聯、共青團組織應充分發揮群團工作優勢，借組織、農業、科技、林業、衛生、計生、民政等部門之力，針對農時變化，組織“留守人員”開展積極向上的文體活動，充分發揮鎮、村、街道辦事處腰鼓隊、健身隊等文藝團體的輻射帶動作用，積極開展秧歌舞比賽、卡拉ok大賽、打羽毛球等活動，揚文明新風、樹鄉村正氣，使廣大“留守人員”在活動中陶冶情操，感受生活的快樂，同時，通過豐富業余活動，充實精神生活，減少賭博、偷盜等不良行為的發生。

　　(3)增設“留守兒童之家”等社會機構。加大農村“留守兒童”集中地區的寄宿制學校的建設，社區和學校對“留守兒童”的監護人進行培訓，充分利用教師資源，鼓勵教師擔負起“留守兒童”的臨時監護責任，多關心學生的生活和學習。另外，充分利用鄉鎮“福利院”，成立“留守老人之家”等機構，把“農民工”家庭的年老體弱、生活難以自理的“留守老人”集中照管，可以要求“農民工”給予一定的經濟補貼。

　　各級黨委、政府應把妥善解決農村家庭留守成員的教育管理和權益保護問題作為一項民心工程來抓，建立相關工作機構，提供有利條件，抓好統籌協調，形成共同關心留守家庭成員的良好格局。同時，根據新形勢下農村出現的“留守人員”問題，研究制定涉及農民工利益的各項政策和措施，積極加大《《婦女權益保護法》、《婚姻法》等法律法規的宣傳和執行力度，各級勞動部門、職能技術學校和用人單位在對外出務工人員進行教育培訓和管理時，要把勞動技能、文化知識與相關法律法規及家庭教育結合起來，教育和引導他們自覺履行家庭責任和義務，遵守和弘揚中華民族傳統美德，把問題消滅在萌芽狀態。

　　四、其他突出問題

　　1. 耕地紅線難保

　　留守老人的問題主要在于供養關懷，留守兒童的癥結在于教育成長，留守婦女的矛盾則是家庭負擔的沉重和婚姻生活的缺失。這些問題已足夠沉重，卻遠非問題的全部。

　　2009年，我國耕地的紅線是18億畝，而去年耕地的總數是18.26億畝，已經接近紅線。今年兩會上，農業部副部長危朝安指出：“我們是有信心的，耕地18億畝的紅線，將會嚴格守住，也應該守得住。”反對堅守耕地紅線者則強調：耕地只是生產要素的其中之一，還得有人愿意干才行。現在最關鍵的問題是種糧食不賺錢，農民不愿意種地，保障“18億耕地紅線”又有何用?

　　反對者的質疑是現實的，從數字上保障耕地紅線有何意義?如今近3億農民變成了“流動+留守”人員，“耕地紅線”顯然已被從下而上突破，“嚴守”早已名存實亡。

　　2. 被貶值的城鎮化

　　今年3月25日，聯合國發布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是世界上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國家。《中國城市發展報告》2009年卷進一步指出，中國已進入城鎮化加速時期，預計到2020年，將有5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2050年則有7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

　　中國的城市(鎮)化，其預期是在立足“三農”的基礎上擴大城市規模，改善中國農村的發展水平和農民的生活品質，但其并不僅僅意味著豐功偉績，我們更應該深深思索其背后的血色問題。因為制度、執行和一些現實問題，廣大“被城市(鎮)化”農民深受其害，相當部分“流動人員”正是由城鎮化而來，城鎮化事實上已構成對農民的第二次掠奪。

　　另一方面，在城鎮化鞭長莫及的角落，更多“流動+留守人員”，固守著農村的貧窮。“386199”部隊戰斗力的低下，注定了其所“占據”的廣大農村不僅難以“與時俱進”，甚至只能勉強維系生存。此情此景，足以令城鎮化黯然無光。

　　3. 留守的未來“經濟結構調整”

　　7月15日，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副司長盛來運指出：加大結構調整，加快發展方式轉變，是中國經濟長期發展必須堅持的戰略。當前，利用市場的倒逼機制，加大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要實現三個目標：一是由投資和出口拉動向消費、投資、出口協同拉動轉變;二是由工業帶動向一產、二產、三產協調拉動轉變;三是由過度依靠資源消耗向依靠技術、管理、創新方面轉變。

　　4. 被“搶空”的強農惠農政策

　　2004年～2009年，中央已連續出臺6個指導“三農”工作的一號文件。強農惠農政策密度之大、力度之大、突破之大，前所未有。在這樣的深切關懷之下，“流動+留守”人員問題卻越演越烈，難以索解。

　　近期曝光的一個案例似乎透出了冰山一角。今年年初，義烏市委組織部接舉報稱：一些公務員為“當農民”，把戶口遷到農村。原來，他們看中的是農村戶口所附帶的征地補償費、集體經營分紅等利益。在公務員“爭當農民”的背后，是巨大的利益驅動，可最終損害的卻是農民的利益。

　　與民爭利不僅是農民貧困之源，也是強農惠農政策難以落實的巨大阻礙――就算中央的政策落地，在強勢搶奪之后，惠及農民還剩幾何?這樣的現實決定農民脫貧難以樂觀，“流動+留守”群體的困境依然無解。

　　未來或已“流走”早在2008年，全國婦聯統計全國留守兒童約4800萬，今年，農大的統計顯示數字已降到2000萬。除去誤差，下降的趨勢不容置疑。這顯然不是“計劃生育”的偉業，而是因為這兩年來更多的留守兒童加入到了流動大軍。

　　農業豐則基礎強，農民富則國家盛，農村穩則社會安。反之亦然。

　　如今流動人員在為生存打拼，留守人員則守望著貧窮，這種現實構成了“反之”的危險前提，但也明確指出了中國走向國泰民安的出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