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訪立法的重點究竟是約束權力還是權利？是保障還是限制信訪自由？無論從憲法規定，還是信訪功能來看，答案不言自明

　　一審稿曾引發爭議、備受關注的《深圳經濟特區信訪條例》，近日正式公布，并將從10月1日起正式實施。值得注意的是，正式《條例》中，擬禁止信訪者自殘、用令人厭惡的服裝道具等曾出現在一審稿中的多條禁止條目已被刪除。

　　立良法才能推善治。在深圳的信訪立法中，如果說建立重大事項信訪風險評估、矛盾糾紛定期排查調處、負責人接待群眾來訪等制度體現了一種進步，那么此次將一些遭受詬病的規定刪除，同樣體現了對民意訴求的尊重，彰顯了深圳人大的積極作為。

　　正如深圳人大常委會部分委員所言，在一審稿中，“不得使用令人恐懼或者厭惡的服裝、道具等方式上訪”，表述主觀、難以把握；“傳染病人、疑似傳染病人應當采用電話或者書面形式提出信訪事項”，是對信訪人權利的限制、對傳染病人的歧視。類似瑕疵，與立法技術有關，也與主觀認識有關。

　　當前，地方性立法經常有相關部門參與起草，這種起草的模式有專業化、效率高、成本低等優點，同時也折射著起草者的認識水平，甚至沾染了部門利益傾向。可以設想，如果將“令人恐懼或厭惡”作為判定標準，最終結果必然異化為“令執法人員恐懼或厭惡”；而禁止“自殘式上訪”的背后，則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懶政思維。在“群眾信訪反映的問題80％以上有道理”的語境中，無論是“自我松綁”式的擴權沖動，還是“何不食肉糜”式的禁令，都顯得不合時宜。

　　所謂“去山中賊易、去心中賊難。”在這個意義上，與刪除上述法律條文同樣重要的，是對有關部門錯誤認識的糾偏，是對國家信訪制度初衷的重申。

　　不可否認，不管是權利還是權力，其行使都有邊界。就信訪而言，信訪工作有責任追究制度，信訪人也有不得擾亂公共秩序、不得侵害他人權益的義務。然而，同樣需要強調的是，每一部法律都有其價值取向。信訪立法的重點究竟是約束權力還是權利？是保障還是限制信訪自由？無論從憲法規定，還是信訪功能來看，答案不言自明。

　　由此可以理解，為什么深圳信訪條例一審稿中的許多禁止性規定，當初會引來如此多的反彈、質疑和冷嘲熱諷。同時，它也啟示我們，杜絕那些非理性的上訪方式，除了啟動“行使權力思維”，更要喚醒“尊重權利意識”，認真分析信訪人跳樓、爬高架塔、實施暴力、堵塞交通、自殘等行為，有多少是“嘩眾取寵”？有多少是“以鬧取利”？有多少是“救濟無門”？

　　在社會轉型和矛盾凸顯的今天，作為一項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安排，信訪活動正處于一個相對活躍時期。無論是維權、監督還是建議類的信訪，固然會給有關部門帶來挑戰，但它同時也是新時期改進群眾工作、創新社會管理的重要資源。而如何發揮信訪上傳下達、聯系群眾的功能，如何把信訪糾紛納入法治軌道，鼓勵群眾更加理性地選擇救濟渠道，最大限度地增加社會的和諧因素，這是對治理水平的考驗，也是對執政理念的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