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開始，個稅起征點提高到3500元。起征點從現行的2000元提高到3500元，新個人所得稅法將現行九級超額累進稅率改為七級，取消了15%和40%兩檔稅率，最低檔稅率由5%降為3%。新政出臺，幾家歡喜幾家愁。此次新的個稅調整共征求社會意見22萬條，贊成新稅改的意見僅僅為12%。由此看來，大多數的社會群體還是做到了足夠理智，在考慮新稅改帶來利益的前提下，能將目光觸及到更遠的利益鏈接。總體來說，這條新政策的推出，對老百姓來說，既是好消息，可以減輕稅負。又是壞消息，因此而導致失去更多的權益。

　　以社會關注度最高和關系群體利益最密切的房價為例。按照北京等大城市的相關規定，外地在京工作者，須有五年的納稅記錄，方可在京購置房產，于此同時，上海，深圳，武漢等城市相繼推出類似規定，如果新的個稅起征草案一旦實施，將直接導致大部分在城市工作的工薪階層難以購置房產。“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如此這般的調整，對于廣大工薪階層來說，無異于自斷后路。想在大城市求一處安身地變的可望不可及。依次推斷，被排除在納稅之外的群體，相繼失去了更多的權利和待遇。和調整之前相比，以2000元為起點的個稅，基本符合當前的大部分社會群體的切身利益。

　　政府對此次個稅調整的原因并沒有明確說明，有關專家在進行相關論證的時候，也是五花八門，據中國社科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高培勇所作的統計：財政收入增速幾乎每年都是GDP增速的兩倍。而在中國現行的稅制格局下，70%以上的稅收來自于增值稅、消費稅和營業稅等流轉環節。剩下不足30%的稅收來自于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等收入環節。

　　如果僅僅將目光放在個稅起征點的提高將減少低收入者的稅負的問題上，這種見識未免太失時機，眾所周知，當前對于老百姓幸福指數最具有威脅的不是個人所得稅那么一小部分，而是普遍高漲的物價和通貨膨脹，在短周期內，中國的物價水平實現了近30年來最瘋狂的增長時期，在經歷了1988年、1994年、2007年和2010年至今的4輪通脹，貨幣的購買力在不斷下降。普遍上漲的物價和不斷貶值的貨幣，構成了老百姓頭上新的兩座大山。

　　以此來看，政府此次稅改的主要目的不是從社會承擔角度來考慮。而是有其更深層次的考慮，這個深層次的考慮和前段時間推出的戶籍改革相互配合，正在完成對于當前中國人口結構下，對新一輪人口紅利的刺激和城市化，并且依此實現其經濟結構調整和中央集權，如果這些先后出臺的措施成功實施，那么目前的城市化和轉型期將是建立在犧牲大部分城市低收入階層和進城的中青年群體利益的基礎上完成的。

　　針對當前這種情況，政府要做的不是去調整“劫貧濟富”的舊個稅案過渡到“殺貧濟富”的新個稅案。而是要從問題的根本入手，著手穩定物價，適當控制社會資金向固定資產聚集，以穩定房價。調整信貸結構，使貨幣回流周期正常化。逐步削弱當前普遍存在的“諸侯經濟”，取消部分影響物資流通的關卡和區域限制。保障物流環節的暢通運行。穩妥漸進的減少政治格局下形成的經濟格局，完善整體性和長遠性的規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