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濮陽市委組織部從今年5月開始對全市1865名大學生村官的438人在崗情況進行抽查，查出不堅持到村工作的24人。有被調查者表示，有人一邊當大學生村官，一邊到市里打工，拿兩份工資。

　　從輿論導向來看，很多人樂于把大學生村官不接地氣歸咎于大學生責任意識匱乏、工作積極性不高。殊不知，大學生村官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他們的存在，必依附于客觀現實之中。因此，對其存在的問題也就不能單向度歸因。拋卻大學生自身原因不論，在我看來，大學生不愿到崗上班，還與以下諸多原因有關。

　　一是農村熟人社會的阻隔。鄉村社會的本質其實就是一個熟人社會，在親屬關系的影響下，每個鄉村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排外”現象。也正如采訪中的那位大學生村官所言：“我所在村的老百姓特別‘抱團’，我是外地人，冷不丁湊上去聊天，人家還以為我臭顯擺，神經有問題。”表面上看，這僅是一個交流上的障礙，但更深層次上，卻是熟人社會對陌生人的天然排斥。這種排斥既體現在對權力的天然認同上——習慣于“本村事務，外人勿擾”的傳統模式，又體現在村民對一個才畢業的學生的極端不信任上，憑什么把一個村的事務交給你?

　　在這樣的尷尬現實中，一些大學生村官便找不到融入農村圈子的路，失去了存在感的他們，有些選擇逃避，有些選擇“混日子”，如此現狀之下，再多的“大學生村官不上班”似乎也不足為奇。

　　二是大學生村官選拔的不接地氣。在現行的選拔機制下，許多考核完全脫離了農村具體實際。從表面上看，一紙試卷下的選拔，被選上的似乎個個優秀。然而，到了農村以后，有些村官居然鬧出“分不清青草和麥苗”的笑話，專業知識與所服務的農村不對口的現象更是比比皆是。這種脫離實際的選拔與任用，在很大程度上也打消了大學生服務基層的積極性，違背了我國制定大學生村官的初衷，使得一些大學生村官成了農村的擺設。

　　三是考核機制的不接地氣。很長時間以來，許多地區對大學生村官的考核都是采取單一的量化指標，大學生村官合格與否不是村民說了算，而是由主管大學生的鄉鎮逐級向上報送考核材料，這就造成了大學生村官只對上級負責而不對村民負責的畸形現象。考核機制的不完善，為大學生村官不上班提供了客觀條件，使得更多的大學生村官在職卻不在崗。

　　河南濮陽深入到農村對大學生村官進行考核無疑值得贊許。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有更多的視角去反思大學生村官不上班的諸多現實原因。當下之急，乃是建立一個更健全的選拔機制、更完善的考核體系、更人性化的融入策略，而不是將棍子單向地打在大學生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