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紅河州州委宣傳部部長伍皓公布其公車牌號引起的熱議，連日來持續不絕。此舉本是好事，可不小心暴露了另一問題，如質疑者所稱，副廳級官員伍皓沒資格享受專車待遇。支持者則認為，應看到體制內此類改革的積極影響。伍皓回應稱，這不是“專車”而是“公車”，主動公布車牌是“微改革”;如果全國每個地方、每個部門、每個單位都能堅持“微改革”，就可能匯成改革最強音。

　　伍皓確實沒資格配專車，他在被質疑后將“專車”偷換為“公車”的辯護也站不住腳，因為如果這車只是官員們公用的車，伍皓怎么會又怎么有權將車牌號公開以接受監督?事實上，這已承認是他的專車。作秀時不小心暴露了問題，既然錯了，就該認錯，不要拿“我主動公布車牌號接受監督”的光榮來掩飾“違規配備專車”的問題。公開車牌后面對質疑，是接受民眾監督的應有之義，不能以“你們所質疑我的不是我所期待你們監督的”來回避。

　　其實，上述彈贊兩種態度本來不構成沖突：一方面輿論贊賞伍皓向自己開刀、主動接受監督的微改革精神，這對于推動體制變革很重要;另一方面，輿論是在質疑伍皓“專車待遇”的資格，從而批評官員亂配專車的潛規則——請注意，人們并沒有質疑伍皓公開車牌的舉動本身，而是質疑他違規配專車，兩者并不矛盾。

　　伍皓應對輿論的種種抱怨中，隱含著這樣的意思：有幾個官員主動公開了車牌號以接受監督?你們質疑我，不是在打壓官員的改革積極性，讓體制內改良者寒心嗎?如此苛責，官員們還敢自我改革嗎?這些話伍皓雖沒有說出來，但以往我們聽多了類似抱怨。

　　這樣的情緒，暴露出政府和官員自我改革的局限與硬傷，而這也是當下中國改革難以推進的困境和僵局所在。

　　我們很多領域的改革，都缺乏來自異體的、外在的、民主的改革壓力，走的多是“自己改自己”的改革之路，它很大程度上依靠政府和官員的改良自覺與道德自覺。典型如公車改革，至今并沒有一種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力量迫使地方政府去改，改不改、何時改、如何改，愿不愿意試點、愿意推進到什么程度，基本上都憑地方上自覺，于是就有了花樣百出的各式改革方案，也有了這里改那里不改的多種制度并存。

　　作為一個自我改革者，伍皓是帶著“自我改革很光榮”的心態走到輿論聚光燈下，雖說“接受監督”，但未必做好了接受監督的心理準備，其希望聽到的盛贊恐怕多于批評。自我改革者往往習慣了贊美，并不真正習慣被批評被質疑，一遭遇質疑，便會撒嬌甚至立刻賭氣似地回到不改革的狀態。因為可以選擇不改革，而且也確實有很多官員在道德上比他們差太多，他們便容易膨脹出一種道德優越感，沉浸于“自我改革”的道德幻覺中并自負地拒絕外在批評。

　　很多地方的公車改革和財產申報改革，之所以一遇到輿論質疑就停滯，也都和此種情緒有關。既然可以選擇不改，我改了還被質疑，于是干脆就不改了。

　　自我改革者還有另一重專斷邏輯，即對輿論監督議題的操縱。伍皓也許確實是歡迎輿論監督的，但他儼然覺得輿論應該按他所期待所能接受的、他所暗示的方式，在他希望的方向上選擇性地去監督。他公開車牌號來讓輿論監督其公車私用，似乎輿論就不該質疑他其他方面。這不是真正的輿論監督，而是為權力涂脂抹粉的“奉命監督”。輿論監督不是官員的工具和道具，監督什么、如何監督，這是媒體人和公眾的事，官員作為被監督者，只有順應的份兒。不少地方推出某項改革政策，有記者前去采訪，地方官常會帶著強烈的操縱欲去指導記者：你們媒體應從這個角度去報道，不要報其他的。

　　如何才能破解這種自我改革的局限和硬傷?當前需要做的，不是去慣去縱容那種傲嬌的小情緒，而是改變“自己改自己”的改革路徑。改革不是對民眾的施舍，也不是恩澤，而是為官者的責任和使命，你不改，外界的力量就可以就會強迫你改。收起那些小脾氣小情緒吧，民意的力量不容小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