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大道北蟹山村內當地居民用于租賃的“握手樓”，樓間距狹窄得近乎“不見天日”。梁旭 攝

　　他們蝸居在北上廣等特大城市的角落，工作在體制外單位;他們離開了故鄉，卻無法融入身處的城市;他們渴望分享發展的成果，卻常常碰壁。他們所遇挫折，折射出諸多體制弊病;他們內心的不平衡是需要化解的難題……

　　近年來，北京、上海、廣州等特大城市逐漸匯聚起一批收入偏低、就業質量不高、生活條件較差、沒有所在城市戶籍的城市青年群體。記者在這些城市采訪時發現，這一青年群體規模正逐漸擴大，如何為他們提供更公平的發展機會、解決他們的生存困境，成為這些城市發展必須面對的命題。

　　蝸居北上廣

　　在北京北四環與北五環之間，學院路附近的小月河聚集區，每晚7點左右，人流就開始嘈雜起來。各式衣著的青年人陸續下班回來，熙熙攘攘，走在小月河東畔貼滿租房廣告、擺滿小貨攤的狹窄通道上。社區內，散發著刺鼻氣味的垃圾堆與小餐館毗鄰。

　　由于人流擁擠，不到500米的距離，記者乘車竟走了半個多小時。這里的社區工作者告訴記者，自從“蟻族”聚集地唐家嶺被拆后，海淀區的小月河和昌平區的史各莊等幾個大型“蟻族”聚集地就出現了，僅小月河聚集區就有三四萬人。

　　而在昌平區史各莊，刺鼻的臭氣、隨處可見的垃圾、橫在街邊的三輪車，也與村外現代化的購物廣場形成了巨大反差。

　　來自安徽合肥的陳軍(化名)，轉業后留在北京做耗材生意，年收入10萬元左右。他曾在唐家嶺住過4年，唐家嶺拆遷后搬到了史各莊。

　　陳軍住在史各莊“規格較高”的一棟違建出租樓里，樓門進出要刷卡。他的家，是一個10平方米左右的房間，一張雙人床、打印機和各種打印耗材把屋子填得滿滿當當。見屋內實在沒有落腳的地方，記者只能坐在陳軍的床邊采訪。

　　陳軍2009年結婚，之前一年，他本想在北京買房。“那時候有了點兒積蓄，想在北京安個家，踏踏實實過日子。”陳軍說，2008年，北京燕郊的房價每平方米不到7000元，自己猶豫了3個月，沒想到一下就漲到了1.1萬元。“買不起了，現在干脆就不想這事兒了。”陳軍苦笑道。結婚以后，他在老家買了房，老婆和孩子也都留在了那里，想他們的時候，他就打個電話，或者上網視頻。

　　“我現在高不成低不就，如果回去還要重新建立人脈關系。而且再過幾年繳納社保的年限就夠了，到時北京的退休工資肯定比合肥要高。”陳軍說，自己還想再這樣堅持幾年，看生意能不能有點起色。

　　其實，陳軍并不寬裕的生活，在很多同樣漂泊在大城市的年輕人看來，已經是一種奢望。

　　上海南方新村小區內，一間77平方米的公寓，住了14個人，全是附近一家房產中介的業務員，人均面積只有5.5平方米。

　　1993年出生的劉光華，高二輟學后，便在江西贛州老家的一間KTV做夜場服務員，因為不堪忍受黑白顛倒的作息和KTV的混亂，2012年，在同學建議下，他跑到上海做起了房產中介。“坐了17個小時的火車，到上海片刻未歇就直接‘跑盤’。”劉光華說。

　　劉光華他們住的這套公寓，被隔斷分割成了十來個小單間，每個單間只能放下一張單人床，大部分房間沒有窗戶。8月末的上海，依然很熱，房間內沒有空調、又不見天日，短短十幾分鐘，記者已被汗水濕透。劉光華告訴記者，每天早出晚歸，回來只是睡覺，倒也習慣了。

　　“但是每天陪客戶看房，動輒幾百萬元的價格讓我感覺挺絕望的。”劉光華說，本想通過自己的努力，在上海安個家，但現在覺得這樣的目標真的很不現實。

　　留不下的都市 回不去的故鄉

　　陳軍說，也考慮過回老家，但那里創業環境不如北京。“在北京日子雖然苦一點，但靠本事能吃飯”。陳軍說，回老家就不一樣了，小地方人情關系很重要，打不通關系，生意很難做。

　　崔鳴鶴今年7月剛剛大學畢業，帶著3000塊錢和一個行李箱，這個之前連河南省都沒出過的22歲小伙子，一口氣跑到了廣州。

　　一番周折后，小崔和當年高中補習班的一個同學，一起租下了廣州市白云區同和鎮蟹山村某白領公寓的一間房。租金一個月500元，兩人分攤。名曰白領公寓，實則是專門用來出租的城中村的“握手樓”。

　　房間陰暗潮濕，只在衛生間旁邊開了一個小窗，窗外不到一米便是另一座民房。因為采光通風差，白天房間里都黑乎乎的，進屋必須開燈，墻壁因為潮濕生出了大量霉斑，屋內彌漫著濃重的潮霉味道。“太潮了，一包餅干放一宿，第二天就跟水泡過一樣。”住在這樣的房子里半個月，小崔和室友都出現了嗓子發炎的癥狀。

　　到廣州頭一個月，小崔去了七八次人才市場，面試了七八次，在網上投了幾百份簡歷，可都沒什么結果。畢業于華北水利水電學院電氣工程及自動化專業的小崔說他還曾嘗試去做汽車廠的普工、街頭推銷員。盡管如此，小崔對在廣州發展還抱有信心：“我一定要找到合適的工作，否則春節也不會回家。”

　　記者調查發現，目前游走在特大城市邊緣的群體中，根據學歷層次，大體可劃分為流動大學畢業生群體和大專以下學歷的青年務工人員。后者多屬于新生代農民工，他們大多來自農村或偏遠城鎮，盡管缺少經濟和人脈基礎，但特大城市集聚的各種優質資源，加上比較公平的發展環境，吸引越來越多這樣的年輕人懷揣夢想，離開故鄉。但特大城市高企的房價和戶籍制度的門檻，又讓這些年輕人感到很難在這兒落下腳。

　　給夢想一個綻放的天空

　　“現在吃得差些、住得差些，都無所謂，只希望城市里能有公平競爭的機會和實現夢想的舞臺。”劉光華的這句話，道出了很多蝸居北上廣的年輕人的心里話。

　　但現實中，來自就業、住房、社保等方面的種種不公，讓他們對未來感到迷茫。

　　小崔說他天天都會看網易新聞，喜歡關注社會熱點。“網上評論的負能量太多了。”他說，很多像他這樣的年輕人都以“屌絲”自嘲。

　　記者調查發現，當前，粗俗不堪的“屌絲”一詞，正在越來越多青年人群體中流行，并已從網絡語言轉變為現實生活的口頭禪，被許多人用來描述生活、就業被“邊緣化”后的不能承受之重。

　　社會學家、中國社會學會副會長盧漢龍認為，近年來，隨著一些領域的改革陷于遲滯，更多從農村涌入城市的青年人遭遇生活、工作上的重挫。社會階層流動的秩序，已經被部分既得利益者的暗箱操作所破壞。隨著利益團體越來越固化，這些年輕人的上升機會則會越來越少。

　　對此，專家表示，必須通過改革暢通上升渠道，進而激發年輕人努力向上的信念。首先，加快推進教育公平，通過現狀的改變讓更多寒門學子看到希望。

　　其次，改革就業制度，保障“機會公平”。增強就業市場的公開度和透明度，加大對就業“蘿卜招聘”的懲罰力度。

　　第三，建立健全系統的“青年政策”。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長楊雄認為，青年的社會福利明顯不足，要認真研究“蟻族”“蝸居”“剩女”等社會現象，重視不同青年群體利益訴求，在就業、婚姻、住房、福利等社會保障方面加大投入，加強對青年的政策傾斜。

　　引導人才合理分流

　　特大城市邊緣人群聚集現象，與我國城市布局不合理密切相關。因此，在推動新一輪城鎮化建設中，要合理控制大城市發展規模，并利用產業布局、政策引導等方式加大對中小城市建設支持力度，促進人才流動、減少邊緣人群數量。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師陳永杰說，每年的大學畢業生中相當一部分選擇在京津唐、長三角、珠三角就業。由于供過于求，這些地區大學生失業現象也更為嚴重。“但你又不能指責這些大學生，因為這三個區域確實集中了大量優質資源。”

　　相關人士指出，當前亟須通過加大城市住房、醫療、教育、文化娛樂等公共服務供給能力，提升邊緣群體對城市的融入度;長遠看，還應深入推進戶籍制度等改革，建立完善保障體系，破除城市二元化管理模式。

　　廣州市番禺區有外來務工人員110多萬，是流動人口集聚地之一。據統計，番禺區2012年流動人員和出租屋數量是10年前的2倍和9倍。經過努力，目前當地已建成城鄉社區衛生服務機構44間、村衛生站163間，基本覆蓋了流動人員集中居住區。

　　流動人員憑計生證和居住證，可享受已婚育齡婦女查環查孕、兒童保健等多項免費醫療保健服務。番禺區流動人員和出租屋管理辦公室主任江平介紹，當地還通過完善房地產小區配套學校和經費投入，切實解決非本地戶籍業主子女入學問題。目前全區有8.6萬名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就讀義務教育學校，其中4.4萬人就讀公辦學校。

　　專家指出，對邊緣群體的關懷不僅是政府的職責，也是社會發展的需要，要盡快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對邊緣群體實施最低保障政策。(記者 沈翀 葉峰 吳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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