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博大精深。就廣義而言，漢學不應該僅僅是對中國文字、文學和傳統文化的研究。中華文明是古代四大文明中唯一以國家實體形式延續下來的文明，因此，漢學是中國文化中治國理念、人倫價值、道德規范以及文明進程的載體。只有在廣義定位的基礎上，漢學才能真正發揚光大。從歷史發展的大視覺看，作為漢學基礎的中華文明的發展，自鴉片戰爭以來一直面臨巨大挑戰。時至今日，中華民族雖已重新屹立于現代世界，但中國文化面臨的挑戰卻并未消除，實際上變得更加嚴峻。

　　鴉片戰爭后，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導致前所未有的民族存亡危機。這種危亡并不僅僅指疆土的淪陷，更意味著中華文明、中國文化的消亡。此前，盡管中原大地屢遭外族入侵，但入侵者卻無一例外地被中華民族所融合，成為中華民族中的一員。其根本原因，是基于農耕經濟之上的中華文明，比入侵者的文化更為先進。在民族文化的融合過程中，中華文明也得到不斷的發展與充實。這是一個處于先進地位的中國文化“主動”融合其他文化的發展過程。

　　鴉片戰爭以及西方列強的入侵，逆轉了中華文明的“主動”融合進程。它所反映的，實際上是仍以農耕經濟為基礎的中國文化面臨以工業化為基礎的、更先進的西方文化的強烈碰撞。這一次，侵入中國的“外族”不但不會融入中華民族，反而以其工業化的強勢，在精神和文化上“西化”中國人。這是真正意義上的民族危亡。為了救亡，中國人不得不從西方先進文化中尋求指導，從而開始了近代中國文化的“被動”融合過程。最終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將馬列主義理論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趕走列強，建立了人民共和國，走上了民族復興之路。

　　但是，激烈的新文化運動以及由其推動的革命運動，阻斷了中國文化的正常發展進程。一方面，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努力使自己的國家和民族能夠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另一方面，在文化上繼續“被動”融合，不斷地學習和汲取西方文化中的思想理念、發展模式以至組織方式，以此推動中國的現代化建設。畢竟，以農耕經濟為基礎的中國“傳統”文化，不可能引領中國以“革命” 的形式啟動的由農業社會向工業化和現代化的跨越式轉變。在這一激烈、快速的轉變過程中，中國文化發展嚴重滯后，沒有時間、也沒有空間像西方文化那樣去經歷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的現代化蛻變過程。因此，從整體上說，中國文化仍然滯留在農耕經濟的基礎之上。這是“漢學”研究日益趨窄的根本原因。

　　發展到今天，“漢學”甚至被從“中國研究”中切割出來，成為在象牙塔中專門研究語言文字、文學戲曲等“傳統文化”的“窄”學。漢學研究支離破碎，學者們基本上各自為戰，鮮有協調與合作。“漢學家”一詞在學術界成為專指研究中國古代歷史文化和語言文學的學者，而研究當代中國問題的學者則不屬于這一范疇。一些西方學者或者致力于漢學的人，也有意無意地想把漢學變成一種博物館文化，使其成為停滯于農耕經濟中依然“之乎者也”的孔孟之道。這就導致了一個奇怪的現象：中國越來越強大，“漢學”研究卻越來越狹隘，“漢學家”的圈子越來越小。今天，國外許多研究當代中國的專家并不精通中文，也不認為自己有必要系統地學習中文和中國文化——因為對他們來說，當代中國的文化“語境”，從思想理論到教學研究，所使用的都是從西方文化搬來的話語體系�！皾h學”(Sinology) 和 “中國學”(China Study) 之間語境和詞匯的區隔，顯示的正是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社會的斷裂。

　　必須將今天“漢學”的研究和交流引領到新的歷史時代。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已經快速發展成一個世界性的現代化大國。“中國模式”的成功，使得越來越多的國家和民族希望學習借鑒中國經驗，即便是對中國持有疑惑甚至是“敵意”的人，也越來越認識到很難用西方的理論來真正地理解中國的發展，很難用西方的話語來恰當地講述中國的故事。中國的迅速發展，使中國從鴉片戰爭以來，在與外部世界的交流與碰撞中，出現了從“被動”融合再次轉向“主動” 融合的趨勢，開始擁有了主動性。然而，與歷史上漢唐等盛世不同的是，文化的建設沒有跟上社會的發展，中國文化豐富的底蘊仍然基于農耕文明之上，因而與今天社會發展相匹配的話語體系十分薄弱。今天的“漢學”，從概念、語境以至教學研究，仍然停留在農耕經濟為基礎的語境之中。這不僅在客觀上阻礙了外部世界對中國的理解和認同，也使中國在對外講解 “中國故事”時陷入語言困境。

　　因此，推動漢學——中國文化——的現代化的進程刻不容緩。文化從來就不是靜態的，是動態的，是在既定社會經濟基礎之上不斷充實發展的。中國社會已經從農耕文明發展到工業文明，表達其文明的文化也必須與時俱進。只有通過文化現代化，中國才能發展建立起與傳統文化一脈相承的現代話語體系，從而真正地用自己的話語講解自己的故事，詮釋自己的價值和理念。只有完成中國文化的現代化，“中國模式”才有自己的價值支撐;中國夢才有原生的文化底蘊;民族復興才有穩固的、與中華文明一脈相承的文明基礎。

　　目前，中國在各國舉辦了多種促進文化交流傳播的活動。在我看來，這些活動有兩個普遍性問題。一是大多由政府推動。所謂文化，體現的是一個既定社會的整體文明，因此文化活動應該是社會導向的，需要加大民間力量的參與。二是還停留在文體娛樂的淺表層次。漢學還沒有現代化，因而很難產生真正能夠震撼心靈、獲得認同的文化產品。

　　上述問題所反映的，實際上是重大的戰略發展問題。中國在物質上步入現代化社會越成功、時間越長，與之相匹配的精神文化上的建設就越是急迫。如果文化現代化長期缺位，終將被其他先進文化所同化。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要有長遠的戰略統籌，切忌急功近利。政府應該把握大方向，以“務虛”的姿態加以引導，直接的推動或太過具體的政策和措施有時會適得其反。

　　總而言之，要將中國文化的現代化發展提升到戰略層面來推動。只有經歷自己的文化現代化，民族復興才有扎實的文明基礎，才能具有真正的軟實力。這是我的期望，也應該是所有中國文化學者的共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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