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伴隨著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人口、環保、安全等新一輪的壓力紛至沓來，國內不少大城市都患上了“堵車、污染、內澇、房貴”等“大城市病”，在審議和討論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時，代表委員對此進行了分析。

　　公開資料顯示，目前我國有數十個城市提出要建設“世界城市”和“國際化大都市”，有上百個城市提出要建設“中心城市”，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一些城市建成區盲目擴張。

　　大建國際化大都市符不符合中國國情?中國到底需要多少個國際化大都市?一些代表委員指出，最近幾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幾乎都提到了要控制城市建設規模，但這似乎并沒有阻擋住一些地方一窩蜂建設超大型“國際化大都市”的熱情。

　　“盲目建設國際大都市將會帶來一些嚴重的問題，如侵占糧田、貪大求洋、債臺高筑等。”全國人大代表、海南大學校長李建保說，前些年我國一些地方的城市化出現不少問題，如大建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急功近利的規劃調整、寅吃卯糧的圈地運動、脆弱資源的過度開發、盲目布局的基礎設施、雜亂無章的城郊用地、任意肢解的城鄉規劃、屢禁不止的違法建筑等等，這些問題到現在并沒有多大改觀。

　　他說，大城市建設近十年近乎爆炸式的擴張，終于導致了一些“病灶”在日積月累后集中爆發，2011年以來，北京、上海、廣州、武漢、杭州、深圳、鄭州等城市“堵車、污染、內澇、房貴”等一系列問題越來越嚴重。

　　“堵車、污染、內澇、房貴只是‘大城市病’的表征，背后更大的問題是我們城市建設、管理上的錯位和不科學。”全國政協委員連介德說，如果城市功能錯位，城市定位不當，將會導致日漸缺乏的發展資源的透支和巨大浪費，影響居民生活質量，商務成本也會上升，城市喪失競爭力，“這種代價將比堵車、污染更大更無法承受。”

　　“大城市病”歸根到底是“大”引起的。全國人大代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歐某注意到，截至2012年末，北京常住人口達2069.3萬人，是1986年的兩倍多，相當于26年就多出了一個北京城的人口。

　　5.“我認為，‘大城市病’不是‘大’惹的禍，因此不應輕易談瘦身，否則容易抹殺一些問題，不利于城鎮化健康發展。”在今年3月6日舉行的全國人大某代表團全體會議上，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蔡某一發言，立即吸引了眾多代表的目光。

　　世界上同樣還有很多大城市、特大城市甚至巨型城市沒有“生病”，甚至人口比咱們這些城市還多的城市也沒“生病”。比如美國紐約，比我們不少城市的人口密度都高，日本的東京、大阪等城市人口也很密集，但這些城市出行卻很方便，看不到我們常見的“城市病”。

　　政府工作報告中談城鎮化時，提出要充分發揮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那么，大中小城市就要協同發展，當然不是機械地同步發展，也不是讓大城市不發展等著小城市發展，更不應該是讓大城市瘦身。

　　全國政協委員唐某說，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城市建設的重大誤區加重了“城市病”。幾十年的城鄉二元結構造成各方面政策都向城市傾斜，城鄉之間資源嚴重失衡，城市承載力受到空前挑戰。按行政級別配置城鄉資源的體制，導致地域最廣而級別最低的農村難以獲得應有的發展資源;“攤大餅”式的粗放擴張忽視科學規劃，對長期性、功能性考慮不足，防災能力脆弱。

　　他認為，治療大城市本身的病癥，應向科學規劃、精細管理尋藥方，重要的是提高城市管理水平。他說：“倫敦少有‘門禁社區’，住宅樓盤都盡可能開放式管理，對緩解交通擁堵很有效。”政府要少些限制思維，多些服務舉措，開放、精細、疏導的思維方式是城市管理者應當學習的。

　　全國人大代表李某分析，參考新加坡、香港等地的經驗，治理“大城市病”，一般都是立法保護和制度先行。“比如交通擁堵，一個主要原因是交通承載力和車輛比例失調，解決交通擁堵問題，需要制定更科學有效的車輛分流方案，甚至是交通燈的時長也有嚴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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