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空氣質量與機動車尾氣排放及交通擁堵有關聯，城市內澇與垃圾處理也有內在聯系。”全國政協委員顧某分析，“大城市病”表面上看形態各異，但實際內部存在著各種因果聯系，治理也需要“頂層設計”、統籌協調，不可草率行事、一限了之。

　　對于目前問題最大的堵車問題，一些代表委員建議：比如先行增加和完善城市公共交通的綜合容量和城郊新城建設的產業和生活配套，再行減少參加競拍和搖號的車牌增幅，實現機動車總量的宏觀調控等。

　　上海同濟大學教授蔡某說，環境問題不應隨著霧霾散去而被遺忘，根據政府工作報告的提示，公民的環境權益應得到更全面有效的保障。

　　很多“大城市病”歸根到底是“大”引起的。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教授王某認為，全國上千萬常住人口的城市已有十幾個，嚴控大城市規模，通過法律和制度限制類似“亂攤大餅”的發展模式，才能從源頭上治療“大城市病”。

　　9.當政府部門為“城市病”忙得焦頭爛額之際，老百姓是否就可“袖手旁觀”?

　　一些代表委員提出，政府公權力要“有所為、有所不為”，除了科學合理地動用行政資源，還要善于動員全社會的力量，一起參與城市頑疾治理。

　　“今年春節，雖然PM2.5觀測值在短時間內還是攀高，但一些大城市燃放煙花爆竹的量已有所減少，說明通過全民參與來對應各種城市難點問題效果明顯。”全國政協委員王某說，“事實證明，當民眾環保意識提高、政府措施得當，就會形成合力。”

　　全國政協委員蔡某建議，從創新社會管理的角度看，依法注冊的社會組織、第三方評估機構等也完全可以在城市治理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從而降低政府部門的成本，改善目前有的地方“疲于奔命”的現狀。

　　全國人大代表朱某等擬提交書面建議：中國的“大城市病”不是“不治之癥”，在更加完備的法律法規和制度措施的框架下，讓老百姓更直接地從中受益，就能吸引更多人參與其中，為城市治理注入更多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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