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5

　　隨著生活水平與質量不斷提高，目前我國人均期望壽命已達73歲，接近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75歲)。中國社科院專家蔡昉在論壇演講中表示，中國人口變化的最大特點是“未富先老”，2000年，中國65歲以上老人占總人口的比重為6.8%，與世界平均水平完全一樣，至2009年，中國的老齡化比例已達8.3%，明顯超過世界平均水平(7.5%)。

　　有人指出，隨著80后的父母逐步跨入60歲門檻，“421”的家庭結構模式下，80后在成為房奴、車奴、孩奴的同時，很可能成為“養老奴”。楊文濤和女朋友小徐都是1980年出生的第一代獨生子女，楊文濤說：“如果工資能漲的話以后應該夠我還貸和吃飯的，但是父母一定不能生病，生病就完了，資金鏈肯定斷了。”

　　目前，農村老年人口占到全國老年人口的75%，是我國老年人的主體。與城市相比，農村的養老壓力最大。家住許昌縣椹澗鄉門劉村的孫老漢今年62歲，老伴也已60歲，3個兒子都在寧波打工，留下一個孫女和一個孫子。孫子正在上小學，孫女剛剛3歲。老兩口在家不僅要種地，而且還要照料孩子，生活重擔全壓在他們身上。在農村，這種現象非常普遍。

　　資料6

　　醫療衛生事業幾十年的長足發展，基本改變了我國醫療設備簡陋、醫療技術水平低下、廣大群眾特別是農民缺醫少藥的局面。2008年底，我國擁有衛生機構27.8萬個，村衛生室61.3萬個，覆蓋城鄉居民的衛生服務體系已經基本建立。

　　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人民群眾對生活質量和身心健康的要求越來越高，許多新型健康問題不斷出現，群眾對看病難的反應仍然比較強烈。根據調查顯示，隨著醫療技術的進步，在醫療資源總量已經迅速增長的情況下，現在遇到的看病難，主要表現為接受高水平醫療服務難，高科技藥品，稀缺藥品和高精尖設備檢查費用高等。

　　2009年，我國醫院門診病人次均醫療費用為160元，住院病人人均醫藥費用5952元。一次住院費相當于城鎮居民年人均收入的1/3，是農民年人均收入的1倍多。至于經常要看病的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醫藥費用負擔不僅壓得他們喘不過氣，還連累到整個家庭。那些沒有參加醫保的群眾，更是倍感負擔沉重。“救護車一響，一頭豬白養。辛辛苦苦幾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自稱“老兩會”的全國人大代表辜勝阻說，他到農村調研，不止一次聽到老鄉們說這樣的話，讓人心酸。

　　盡管近幾年政府加大了對醫療衛生事業的投入，但總體上看，目前我國衛生總費用僅占世界總額的3%，2009年衛生總費用中政府投入占24.7%，不僅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平均為75%左右)，也低于很多發展中國家水平(平均為5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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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戰后初期，西歐國家經濟快速發展，但居民貧富差距拉大，社會矛盾加劇。為了使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西歐國家吸取戰前經驗教訓，從20世紀50年代起逐步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成熟而高度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為社會中的大多數公民提供了生老病死以及失業的最低生活保障，并保證了一個占有社會人口多數的“中產階級”的穩定存在。目前，西歐發達國家的社會矛盾和問題雖依然存在，但總的來說，社會比較穩定，民眾生活普遍較為富裕，享有較高水平的社會保障。

　　浙江省社科院發布的《關注浙江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評估的說明》顯示，2010年浙江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綜合評價指數，距100%實現全面小康僅僅差5.8個百分點，“但是老百姓的生活體驗卻并不那么愉悅，普遍感到生活壓力在增加，對未來的增收和改善生活信心不大”。調查顯示，有8成人明顯感覺到生活壓力在不斷增大。

　　人民網推出“2011‘兩會’調查：你最關心的十大熱點問題”，截至2月22日，社會保障高居榜首，最受網民關注。2010年人民網“兩會”調查中，養老保險排在“十大熱點話題”首位;2009年“兩會”調查，社會保險位居第八。“下崗老工人的生活太難了，體弱多病的更難，生活都保障不了，更談不上有病就醫”，有網友這樣留言。

　　在山東煙臺一個建筑工地打工的老韓領到了春節后的第一份工資，老韓今年56歲，是山東沂蒙山區一個小山村的農民。老韓打工，為的是給自己和老伴準備養老錢。他說要在外面干上四五年，希望積攢2萬元。在現實壓力下，很多上年紀的農村居民，就和老韓一樣，節衣縮食，把來之不易的收入積攢起來，以應對不時之需。

　　40歲的張先生在北京一家外企工作，他是公司骨干，收入不菲，可由于工作時常變動，生活壓力很大，總有一種朝不保夕的感覺。于是，他每月都把20%的工資儲存起來，作為自己的“養老基金”，“過幾年，不能在職場打拼了，就靠這部分‘老底兒’生活”。

　　在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消費能力不足已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瓶頸。2004年以來，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占GDP比重都在40%以上，過高的投資比例導致了嚴重的資源約束。由于國內居民消費能力比較弱，導致生產擴大與消費不足的矛盾，大量產品只能出口，我國外貿依存度已高達50%以上。作為一個經濟大國，外貿依存度過高，既增加了經濟風險，又導致貿易條件惡化。

　　以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來衡量，在我國，2010年的居民消費率僅為37.3%，比2009年下降25.0個百分點，比改革開放之初的1978年還要低11.5個百分點。而正常情況下，西方發達國家的這一比率在60%至70%之間。專家指出，當前內需不足，主要還是居民消費的后顧之憂還很多，不愿花錢，不敢花錢，不能放心花錢。“只有將來生活有保障，老百姓才敢放心地花今天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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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發達國家以及包括韓國在內等許多新興工業化國家，發展到一定水平后，經濟增長開始由“積累型”走向了“分享型”。據西方統計，至上世紀90年代末，各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的社會福利開支，一般占本國政府總支出的1/2到2/3，占本國國內生產總值的20%-30%。

　　近年來，我國的財政收入增長幅度大大超過經濟增長速度，總量已經相當可觀。2010年，全國財政收入全年累計突破8萬億，比1997年全國的國內生產總值7.9萬億還多，同比增長達到21.3%。從2000年到2010年，政府財政收入從1.3萬億元增長到8.3萬億元，增長了近5.2倍。2010年投向民生的財政增長超過了30%，其中投向社會保障的投入增長19.4%。

　　據統計，2010年浙江省財政總收入、地方財政收入分別為2005年的2.3倍、2.4倍。其中，稅收收入占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達到94.5%，地方財政收入占財政總收入的比重達到53.3%。日益殷實的財力保障，成為浙江向“民生財政”轉變、向“有福增長”轉變的最大底氣。

　　每個五年規劃的開局之后，各地上項目、比增長的熱情，往往格外高。而今年，不少省區市的“兩會”上卻出現了這樣的現象：GDP增速等預期目標調低了，經濟指標淡化了，對于“十二五”時期地區生產總值年均增速，北京、上海將目標鎖定在8%，比“十一五”規劃目標低了2個百分點。廣東、浙江也設定在8%左右，內蒙古則確定為12%，遠低于“十一五”時期年均17.6%的增速。成為亮點的是，讓人民“滿意”、“幸福”成了各地規劃中的高頻詞。

　　面對各地不約而同在經濟發展快車道上的“換檔”，人大代表劉子福說：“今后衡量一個地區的發展成效、財政狀況，包括可考核干部，主要應看能不能拿出錢來為老百生做好事、辦實事，解決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問題……這實質是個對老百姓的態度問題。”

　　在一次全省社會保障工作會議上，浙江省省長呂祖善說了一番掏心窩子的話：“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是一項功在當代、恩澤子孫、惠及千秋的系統工程，也是一件‘苦差事’，沒有半點風光，短期內也看不出多少政績，但是把這件事情真正抓好了，千百萬老百姓就能更好地吃上安心飯、睡上安穩覺，這就是最大的政績”!

　　2010年10月召開的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第十七次會議上，社會保險法草案獲得了表決通過。作為我國社會保險領域的首部綜合性法律，它被認為是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中一次重大的制度突破，是一部能夠“提高人民幸福生活指數”的民生大法。有媒體評論，社會保險法的出臺是繼全國義務教育免費，2006年全國取消農業稅之后，我國民生領域的第三件大事，標志著我國社會保障改革與制度建設進入了“快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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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歲的市民冷志成7年前待崗，妻子病退，失業保險金加其收入一起不到2000元，僅夠維持家庭的基本生活，女兒又患上尿毒癥，僅腎移植就要15萬元，盡管冷志成拼命努力，積攢下的錢仍遠遠不夠，當他快要絕望時，當地政府部門送來了5萬元社會救助款。女兒腎移植手術后，作為城鎮“零就業家庭”，父女倆都接受了政府組織的免費技能培訓，女兒上的是“春風行動”免費電腦培訓班，結業后被安排到超市工作，雖然工資不高，但養老保險、大病保險都有了，冷志成則成了一家廣告公司職員，還是一名社會志愿者，熱心回饋社會。

　　家住淳安縣界川鄉交界村的72歲老人汪菊花，雖然身邊沒有親人，晚年的生活卻依然過得有滋有味。每個月老人都可以從民政部門領到足額的低保金，此外每年還能得到2000多元的各項資助。嘉興濱湖新村的陳翔和錢家村的王云清也分別領取了150元和90元的城鄉低保戶物價補貼。他們高興地說：“沒想到政府考慮得那么周到，讓我們低保戶能及時拿到物價補貼，心里不慌了。”

　　“真是做夢也沒想到，到老了，還能領到政府發的錢。”2009年12月，淳安縣文昌鎮文昌村77歲的何金根老人，作為浙江實施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政策首位受益者，領到了一本鮮紅的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基礎養老金領取證，今后每月他都可以領到至少60元的“養老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