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記》在中國教育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教學相長”的思想。

　　《學記》提出了教育教學過程中的四大原則：(1)預防性原則(“禁于未發之謂預”);(2)及時施教原則(“當其可之謂時”);(3)循序漸進原則(“不陵節而施之謂孫”);(4)學習觀摩原則(“相觀而善之謂摩”)。

　　《學記》主張尊師，認為尊師才能重道，重道后人才會愛學好學(“師嚴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學”)

　　《大學》是《禮記》中的一篇，是儒家學者有關大學教育的一篇專論，是一篇道德教育的專論，對道德教育的目的、內容和步驟等重要問題作了論述，被稱為“我國第一本較系統的德育原理教科書”，提出了道德教育較為完整的體系，包括所謂的三綱領和八條目。

　　三綱領指“明明德”、“親民”和“止于至善”。

　　八條目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前五條為修己，后三條為治人;修己的目的是為了治人，治人又必須以修己為前提;無論是修己還是治人，“皆以修身為本”。

　　《顏氏家訓》是我國封建社會第一部系統完整的家庭教育教科書，被稱為我國“家訓之祖”，其中最重要的是關于兒童教育思想：(1)重視兒童早期教育，應抓住時機及早進行教育，越早越好，主張應實施胎教;(2)在家庭中對兒童進行教育，應當嚴與慈相結合，反對溺愛和放任;(3)對子女應一律平等，切忌偏寵;(4)兒童語言學習時應注意規范，不應強調方言;(5)重視道德教育，對兒童進行道德教育時，應采用“風化”的方式。

　　《師說》是中國古代闡述教師問題的名篇，作者韓愈，《師說》的貢獻主要表現為三方面：(1)簡明扼要地概括教師的三項職責，即傳授道理、教授學生和解除疑難(“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2)提出以“道”為擇師的標準(“道之所存，師之所存”);(3)建立平等民主的師生關系。

　　清末，西方教育理論借道日本大規模地傳入中國，形成近代西方教育理論輸入的第一個高潮，其特點為：(1)以日本教育理論書籍為主要載體，以譯書為主要方式，以留學生和來華日本教習為主要力量;(2)以赫爾巴特的教育理論為主體;(3)對中國教育產生了積極作用。

　　由日本文學士花銑三郎講述、王國維翻譯的《教育學》是第一部從日文翻譯過來的教育學理論著作。

　　辛亥革命之后，直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中國教育以美國教育為學習藍本，尤以20世紀20年代為高潮。

　　受邀來華講學、訪問的美國教育學專家有：實用主義教育家杜威、教育史專家孟祿、教育測量專家麥柯爾、道爾頓制創始者柏克赫司特、設計教學法倡導者克伯屈、文納特卡制創始人華虛朋等。

　　陶行知、陳鶴琴在借鑒實用主義教育理論的同時，根據中國社會和教育的實際情況，創立了生活教育理論、活教育理論，在學習外國教育理論結合本國國情這一重大問題上，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建國初期，我國在教育上積極學習蘇聯的經驗，影響最大的是凱洛夫主編的《教育學》，該書作為師范院校教育學教科書，力圖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闡述教育問題，研究社會主義教育規律;主張培養全面發展的建設者，注重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的訓練，重視課堂教學和教師的主導作用。

　　1929年莊澤宣明確提出“新教育中國化”問題，認為新教育中國化必須符合四個條件，即“合于中國的國民經濟力，合于中國的社會狀況，能發揚民族的優點，能改良中國人的惡根性”。

　　1983年5月，教育部召開全國第二次教育科學規劃會議，明確提出要堅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以研究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與改革過程中的重大現實問題為中心，逐步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教育學科體系。

　　學習教育學對教育工作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1)有助于樹立正確的教育思想，提高貫徹執行教育方針、政策的自覺性;(2)有助于樹立牢固的專業思想，熱愛教育事業;(3)有助于認識和掌握教育規律，提高教育工作的能力和水平;(4)有助于提高學校的教育質量，推動學校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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