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句話，寫的是中國知識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

　　自從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后，中國的知識分子就變成了“毛”。

　　“毛”是個什麼東西，有一股腥膻之味。堂堂乎文人雅士，怎麼會是“毛”?

　　秦之前，文人們曾經有過一段美好時光。他們負笈而行，周游列國，天馬行空，十分浪漫。那時的人，他們“笈”中裝著的那份精彩只屬于他們自己，獨一無二。他們背負著它，走遍世界。他們是要用自己的思想去說服全世界。他們的思想像凌空而過的天馬，高遠而神奇。諸子百家，教九流，每一流派都是一股清泉，噴涌而出。清泉匯集之處，是大海，激蕩澎湃。

　　秦以后的文人，他們的“笈”中只有先人的經書和教義，他們整日誦詠的是別人思想的片斷。文人們沒有了思想，失去了自我，甘洌的清泉完全干涸了。天馬沒有了，只剩下一些依附於皮上的隨風抖動的“毛”。

　　文革時期，我的一個朋友告訴我，他正在思索和撰寫一篇真正具有“獨立見解”，與別人觀點完全不同的大塊頭文章。我問他，“林彪說，我們這麼大的國家，需要有一個統一的思想。這是什麼意思?這是說，所有人的思想，都要統一，最后只能有一個思想，就是毛澤東思想。你現在不講統一，反倒要獨立，你是活得不耐煩了?如果說你寫文章是要闡釋某人的思想，那叫什麼‘獨立見解’?”朋友甚感迷惑，終于沒有寫完他的“大塊頭”文章。

　　秦始皇時代，確實有過一些活的不耐煩的文人，他們執著於“自成一家”，不肯統一，后來都被秦始皇送到“坑”里去了。自那以后，文人們都學了乖，知道“坑”的厲害，自覺地維護“統一”，不再鬧獨立性了。

　　林彪的話，含有某種哲理。我們這麼大的國家，如果人人都固執己見，都要按自己的想法去做，百人百性，眾說紛紜，豈不是亂了套?千人敲鑼，一錘定音。沒有這一錘定音，千面鑼只會敲出雜沓之音。

　　我以為秦始皇統一中國，他所作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統一了中國人的思想。不過，這件事的難度相當大。“車同軌，書同文，”做起來并不難。而要把這些十分固執的文人的思想統一起來，不是秦始皇的雄才大略，也難奏其效。

　　但秦始皇的做法過于血腥，后人詬病甚多，稱其為“霸道”。到隋唐時代，使用的方法就先進得多，不再用“霸道”而改用“王道”。如果說秦始皇采用的是“大棒”政策，唐代以后則更多采用“胡蘿卜”政策。應用科舉的方式，使那些出身于豪門或是寒門的士子們都有了進身之階。顧炎武說，“八股之害，甚於焚書。”說的就是這種“胡蘿卜”政策的有效性和先進性。

　　無論“大棒”還是“胡蘿卜”，都只是外因。使知識分子變為“毛”的還有其內因。

　　有人說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我以為這種說法并不準確，至少在我們中國不可以這樣說。

　　如果要用社會的良心去定義知識分子，中國文人的大多數都會被排除在外。

　　許多人不喜歡“文人”這個詞，甚至以為他是一個貶義詞。把“文人”的“文”去掉，他和普通的人就沒有甚麼大區別。一樣的有七情六欲，一樣的要食人間煙火。治國者為他擺下了盛宴，有“顏如玉”、“黃金屋”、“千盅粟”，他們怎可拒絕?自然就會有“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忠心。這是順理成章的。當然，文人與普通人還是有一點區別，他們的功利心比普通人更為強烈。這些都是文人變“毛”的內因。

　　在“內因”與“外因”的雙重作用下，中國的知識分子都變成了“毛”。這種變化緣於一種不可抗的力，所以成為一種規律。這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宿命，千年不改，萬人一律，沒有哪個可以逃脫。

　　舉國一致，只有一個思想，歐洲人沒有做到，我們中國人做到了，這是很值得驕傲的。但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兩面性，有利必有弊，對于我們的成績也須一分為二。知識分子都變成了“毛”，依附於“皮”之上，當然很好。只是要從這些失去思想的“毛”中產生出像洛德、盧梭這樣的思想家以及像牛頓、愛因斯坦這樣的科學家，決無可能。晚清以后的落后與挨打，似乎也就成了一種歷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