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是一種社會功能，它根植于文化、社會、傳統、風俗、信念及種種制度中，所以，管理的本質是一種文化。由于文化背景的差異，決定了東西方完全不同的管理觀：東方的民本觀與西方的物本觀。在這兩種迥然不同的理念支配下，東西方企業管理文化各自發展延續。但在即將進入新世紀的今天，出現了相互借鑒的態勢。

　　從科學管理到企業文化：西方管理的東方化趨勢。19世紀末，西方“管理學之父”泰勒創立的科學管理是將人當做機器一樣看待，要求人—機的最佳匹配，最終使人成為機器流水線的一部分。20世紀20年代以后，管理的中心由物轉向人。70年代，企業管理理論進入三論管理(系統論、信息論與控制論)，管理的重點放在人—機系統的協調控制上。80年代，美國學者提出了企業文化理論，強調“企業即人”，認為企業中人、財、物的管理應是一個有機系統，其中人處于管理的中心和主導地位。企業文化更強調企業精神、全體員工共同的價值取向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凝聚力、向心力，因而稱其為柔性管理。至此，西方管理與東方文化的趨同已初露端倪。

　　從精神萬能到企業文化：中國管理的輪回。思想政治工作在中國的企業管理中曾被過度夸大為“精神萬能”、“政治掛帥”，片面強調企業中人的因素，不注重物的管理，造成了不良的后果。改革開放之初，有的實行管理“拿來主義”，對于彌補企業管理空缺作用匪淺，但又矯枉過正，片面強調物的管理，造成企業員工主人翁地位的失落感及對企業歸屬感的淡化，企業缺乏凝聚力。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中國與世界的聯系更為密切，西方的“企業文化”熱也在中國得到了呼應。

　　趨同的過程是互相揚棄互相融合的過程。反映在管理上，一是人—物相宜：不能片面強調人的重要性，應將人、財、物作為一個完整的系統來管理;二是剛柔并濟：主動引導、柔性管理固然有利于充分發揮人的創造性，同時硬性的防范性制度約束也必不可少;三是外方內圓：在宏觀的管理系統中，必須在市場競爭機制的硬性約束下充分發揮每個人的主觀能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