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準化考試不僅不能提高學生的英語應用能力，反而“約束學生的思維能力、表達能力和創造能力”

　　有一次，孫復初看到一道選擇題，覺得A和B答案都對。于是去請教當時的外語系主任。系主任也覺得兩個答案都可以。他們又去請教外教，外教也持同樣的看法。令孫復初不解的是，課堂上卻非要把B否了。

　　“語言不像數學，一加一就等于二。語言那么多種多樣，簡練的語言、委婉的語言、隱諱的語言……一個意思可以有十幾二十幾種表達方式，為什么非要用僵化的方式來約束學生呢？”孫復初質問，“學生不會說自己的話，只會寫與標準答案相同的話。”

　　去年2月，《南方周末》登出對孫復初的訪談：《標準化考試可以休矣》。

　　3月，一位從事教育測量研究的學者在媒體上發表了另一種觀點：“如果有人用菜刀傷了人，需要追究的是用菜刀傷人的人的責任，而不該去責怪菜刀”。“四六級考試功大于過”，只是這把“菜刀”被誤用了。

　　對此，孫復初很不認同。他說：“標準化最不適合語言教學。語言教學不能用標準化的思維，兩者天然地沖突。”

　　他認為，標準化考試必然導致學生語言能力的下降。“有人說，中國學生漢語水平普遍下降，是由于英語的沖擊，其實同樣是因為標準化考試”。“標準化考試從根本上違背了語言教學的規律”。

　　“幾十年前已經解決的問題，現在怎么又成了問題？”

　　孫復初最初開始學習語言，是在抗戰時期母親帶著他逃亡的路上。隨身行李中，母親斯霞惟一不舍得丟棄的，是一包兒童讀物。

　　逃難間隙，母親就通過讀故事書來教他識字。當他認識一些字了，便要求他寫日記，或者給遠方的親戚寫信。

　　這位著名的兒童教育家這樣在長子身上實施她的語言教學實踐：隨課文分散識字，字不離詞，詞不離句，句不離文；在識了一些字后，就想辦法讓孩子應用。事實上，在她后來幾十年的小學教學生涯中，她也是這樣教育學生的。在她從1958年開始實施的小學試驗班里，二年級的學生可以認識2000多個字，讀了174篇課文，還可以寫幾百字長的作文。

　　顛沛流離中，孫復初跟著母親從3歲學到6歲。第一次上小學他就直接被分到了五年級。

　　母親的語言教學經驗，對孫復初產生了極大影響。“英文與中文學習的規律是相通的。”他強調。

　　孫復初回憶，上世紀40年代，他在南京上中學時，當時的中學英文老師就是按照同樣的規律進行教學。

　　那時，中學生孫復初英文課上讀的是英文原著，高二時，他們的教材便是原版的《林肯傳》。老師要求他們大聲朗讀課文，背其中的好句好段。他和同學還被要求用英文回答問題，用英文寫日記、寫作文。

　　中學生孫復初那時常常使用英文。除了課堂上用英文聽課和交流之外，學校在某些課程上使用英文原版教材，要求他們用英文做習題，寫實驗報告。

　　考大學時，英語考試也跟平時學期考試一樣，只是要求答幾道問答題，然后“嘩啦嘩啦”寫篇作文交上去完事。“管他什么作文題，拿起筆來就能寫。”他說。

　　孫復初的夫人鄭老師，那時在天津上中學，各校采用不同的教材，“我們英文課就是讀《項鏈》、《灰姑娘》什么的。”鄭老師說。初三時，她和同學已經能用英語編小戲劇在圣誕夜里演出了。

　　盡管沒有“好記星”、復讀機、電子詞典等現代工具的幫助，兩人都在中學即掌握了基本的英文應用能力：寫信、寫日記、讀報紙、讀原著，開口能說。

　　兩人考入清華大學土木系之后，學校不再開設專門的英語課。但用原版教材上微積分等課程時，學生們沒有語言障礙。“不管來自沿海城市還是內陸小地方的同學。”孫復初肯定地說。

　　然而到了上世紀90年代的清華課堂上，孫復初讓大三的學生用英語翻譯“畫一條線，平行于AB邊，垂直于CD邊且與CD邊相交于O點”，全班竟沒一人能勝任。“畫”用哪個詞，“平行”怎么翻，沒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