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省教育廳2005年12月公布的《江蘇素質教育調研報告》稱：“參與調查的教育系統與非教育系統的同志一致認為：近年來應試教育明顯回潮是不爭的事實。”

　　這份報告指出：“目前的校際競爭偏離了正常軌道，已走向僅以升學率為目標的惡性

　　競爭”。“有校長戲稱，校長頭上壓著‘升學、經費、安全’三座大山。升學排首位，因為升學在某種程度上直接影響著經費來源、經費多少等”。“高中比拼的指標，已不再是本一、本二的人數，而是考入北大、清華的人數”。“升學競爭明顯提高，從高中延伸到初中，從小學高年級延伸到小學中年級”。

　　報告建議，“改變目前應試教育、升學競爭愈演愈烈的狀況刻不容緩，需要黨和政府痛下決心、鐵腕治理。”

　　孫復初認為，這是他“目前看到的由教育行政部門所發表的最好的一份調研報告”。

　　孫復初曾在清華參與江蘇和浙江兩省的招生工作。座談會上，“有些教導主任私下跟我說，我們對外都總結素質教育搞得怎么好，開了什么什么課，但只是裝裝門面，我們搞得全是應試教育”。

　　而在應試的壓力下，某市教育局局長曾公開表示，2005年該市高考升學率要“爭一保三”。

　　同樣還是江蘇省這份調研報告顯示：“地區間升學率競爭明顯升級，地方黨政直接干預加強。市、縣、區黨政領導為了體現自己的政績，像抓經濟指標GDP那樣抓教育的升學率。更有少數政府官員明確表態，抓升學率就是體現‘三個代表’，就是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在這樣一種思想指導下，市、縣政府對教育局的年度考核，主要看高考升學率指標，甚至直接對教育局施加壓力，直接給學校校長下達剛性指標，中考、高考結束后，按達標程度和水平獎勵教育局和學校。”

　　鄭老師從1985年至2000年一直負責清華大學在廣東省的招生工作。她去招生，“中學老師就說，我們班高考排第幾；校長講，去年我們學校升學率排第幾；教育局長也講，我們從第幾排到第幾”。

　　“為什么地方官員要這么干？學校要這么干？關鍵在于全國上下都盯著應試的指揮棒呢！”孫復初說。而當下，這根指揮棒的魔力，已經傳遞到中學、小學，甚至幼兒園。

　　一些老師對孫復初說，“我們是掛在應試列車上的一節節車廂，不跑也得跑”，因為“直接跟職稱、獎金掛鉤，還要末位淘汰”。

　　去年孫復初到浙江某市訪問，該市一所重點中學負責人說，“現在的教育完全是摧殘學生。為什么我們學校不抓應用能力、實驗動手能力，高考不考這些啊。只要高考一考，我們馬上就抓。”

　　“這已經不是某個城市、某個學校、某個家長的問題，而是全國性問題。”孫復初分析道，“所以，根子在上面。”

　　在孫復初看來，這根指揮棒造成我國自上而下的考試經濟，形成龐大的考試產業。考試產業賺足了家長們的錢。

　　一次，他到一家出版社座談。他問：能不能帶個頭，不出這些應試教輔類圖書？對方當即笑答：做不到啊，孫老師！

　　2005年9月，國家審計署指出，2003年至2004年,教育部一些所屬單位未經批準自行收費1.54億元，其中全國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委員會向各地主考單位歸集英語四六級考試費1.4億元。

　　“權力加利益。”孫復初一語道破。這是應試教育非但不見好轉而且愈演愈烈的根源所在。“這根指揮棒還要把青年摧殘到什么時候？”孫教授憤怒地問。

　　“請出教育家來治理教育”

　　上世紀80年代初，美國國會圖書館大廳掛起一塊橫匾，上書：“每一個國家的根基是對青年一代的教育。”

　　1983年，美國高質量教育委員會發布了一份報告：《國家在危機中：教育改革勢在必行》，從而引發了一場全國性的曠日持久的教育改革大討論。

　　而事實上，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已經逐漸形成具有戰略意義的教法改革——以問題解決為中心的課堂教學。

　　一份資料介紹，所謂“問題解決”，不是以設問組織課堂教學，也不是站在問題面前，去分析、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而是教師創設提出問題的實際情境，刺激學生提出高質量的問題。包括合情合理的常規性問題，也包括并非顯然的非常規性問題，類似達爾文提出物種起源，牛頓提出為什么蘋果下落等問題。而問題解決的途徑并不是單一的，提出了“開放式答案”這個概念，即問題的答案可能是多種多樣的，甚至是無數解的。至此，美國基礎教育的立足點已不僅僅是學到什么，而是學會探索什么。

　　幾乎同一年代，我國引進了標準化考試，并且，由于極其復雜的原因，這種考試模式逐漸影響到課堂教學。

　　“科學研究不是去解別人出的現成的題，而是自己去發現問題，提出問題，然后解決問題。這才是創新能力。”孫復初說。

　　在孫復初與鄭老師這兩位老清華畢業生看來，“標準化考試什么東西都只有一個標準答案，嚴重約束了學生的創造性思維”。

　　孫教授在他的課堂上，看到了這種“一刀切”的應試教學模式在學生身上暴露出來的缺陷。

　　他為一批高考英語拿了高分的學生，選讀美國大學一年級的物理教材中《測量》這一章。并非深奧的科學理論，如果翻譯成中文，內容相當于國內中學物理教材難度；也沒有生僻的科技語言，學生說通篇沒有生詞。然而他挑了其中的10個句子讓學生翻譯，結果全班平均成績不及格，全班無一人全部翻譯準確。

　　“對非英語專業學生來說，英語是研究和學習的工具，”孫復初說，“現在學生們讀內容淺顯的文章尚且如此，以后這些學生作科研時，要用英語去學習一些不懂的專業和知識，又該怎么辦呢？”

　　“你們掌握不好英文，就自動地把自己降為二流三流。”孫復初在課堂這樣對學生說，“懂行的人來參觀清華，不看有多少大樓，而去看圖書館，看究竟有多少學生借閱學校花了大筆外匯購來的大批外文期刊雜志，如果這些雜志從上架到下架沒多少人翻看，就說明清華大學的學生外語不行，科研創新能力較差。”

　　鄭老師也說：“外語不行，你都找不到前沿在哪。”她從研究土木結構，跨學科轉而研究人體結構，整整跟蹤看了10年國外資料，獲得了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數學大師林家翹從國外回清華后發現，他跟在清華帶的博士后和研究生竟很難交流，英文成了大問題。學生寫東西給他，先用中文寫，然后翻譯成英文。他要寫東西給學生，也先用英文寫好，然后翻譯成中文。

　　“應試教育到了不得不剎車的地步，”孫復初感到焦急，“再不剎車，就更剎不住了。”

　　有人說，取消標準化考試，會大開腐敗的后門，有損公平公正。

　　孫復初反駁道：“現在，標準化考試是一桿‘假秤’，無法‘稱’出學生真實的才能和能力，這才是最大的不公平不公正。”

　　孫復初說，1958年大躍進，后果幾年后就顯示出來了；“文革”關了學校，耽誤了一代人，后果直接影響到今天，而且還會接著影響下去；而應試教育的危害目前還沒有完全暴露出弊端，耽誤的絕不僅僅是一代人。“對國家和民族的危害怎么估計都不過分”。

　　“現在是到了請出專家對教育問題進行會診的時候了。”老教授宣稱，“希望中央決策層像重視農業問題、經濟問題一樣重視教育問題，請出教育家來治理教育！”

　　坐在北京北郊的家里，老教授憂心忡忡：“這個問題不能再拖下去了”。“總有一天，歷史要為此寫下沉重的一筆，有些人是要對歷史犯罪的”。

　　最近，孫教授琢磨出一個認為可行的招兒：應該制定素質教育質量評估標準，然后把評估結果與分配給各校的招生名額掛鉤，這樣，“就讓指揮棒換一面大旗，從應試教育改成素質教育，讓全國上下盯著這面大旗運行”，以此解開高考這個難解的“結”。

　　他的母親斯霞兩年前去世了，不能再跟他一起關注當下的教育。

　　這位小學全國特級教師提倡的“童心母愛”式教育，“文革”期間曾被批判為宣傳資產階級人性論和修正主義教育學。“文革”后，她多次被選為全國 人大代表。去世前，“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孩子們負擔越減越重”，自己卻不得不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