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時期

　　一、中共八大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體現了執政黨的特點，強調貫徹執行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和群眾路線，規定全國、省、縣級代表大會實行常任制。

　　大會正確分析了國內外形勢和國內主要矛盾的變化，明確指出：由于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我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大會還確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工作方針，肯定了陳云提出的國家與集體經營、計劃生產和國家市場是主體，一定范圍內國家領導的個體經營、自由生產和自由市場作為補充的“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思想。大會還強調要擴大國家民主生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的方針等。

　　黨的八大制定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會議在探索建設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上，取得了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成果，為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

　　二、黨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及失誤

　　中共八大前后，黨中央對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的道路進行了多方面探索。1956年4月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系》的講話，是這一探索的開端。

　　《論十大關系》講話確定了一個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講話論述的十個問題(十大關系)，既是總結巾國經驗、研究中國建設發展的問題，又是以蘇聯經驗為借鑒提出來的。

　　1956年9月召開的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對建設社會主義道路進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八大后，黨帶領人民繼續進行探索。但是，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是十分艱難的。當時面臨的主要是兩大問題：一個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階級斗爭問題，另一個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規模和速度問題。黨在這兩大問題上一度發生嚴重失誤。

　　1956年11月召開的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以當時波蘭和匈牙利發生的事件為借鑒，強調必須警惕和防止干部特殊化和脫離人民群眾，決定1957年開展全黨整風。1957年2月，毛澤東發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重要講話，科學地闡明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提出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出《關于整風的指示》。

　　但是，在整風過程中出現了復雜情況。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這種情況引起黨的警惕。5月中旬.毛澤東寫出《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標志著運動的主題開始由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轉向對敵斗爭，由黨內整風轉向反擊右派。

　　黨對極少數右派分子進攻的反擊是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爭被嚴重擴大化.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干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更為嚴重的是，反右斗爭擴大化的后果之一，是改變了八大一次會議關于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和社會階級關系狀況的分析，使黨的指導思想開始出現“左”的偏差。

　　反右派運動之后，黨中央認為，經濟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取得偉大勝利，人民群眾的熱情高漲，經濟建設可以搞得更快一些。1958年1月和3月，中央先后在南寧和成都召開會議，對“大躍進”作了準備。1958年5月召開的八大二次會議，正式提出“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這條總路線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迫切要求盡快改變中國經濟文化落后狀況的普遍愿望，但卻忽視了客觀經濟規律。“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發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的錯誤嚴重泛濫開來。

　　從1958年底到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廬山會議前期，毛澤東和黨中央曾經努力領導全黨糾正已經覺察到的錯誤。但是，廬山會議后期，毛澤東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懷的批判，進而在全黨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斗爭。這場斗爭在政治上使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在經濟上打斷了糾正“左”的錯誤的進程，使錯誤延續了更長時間。

　　三、“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的制定和貫徹

　　主要由于“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1959年到1961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受重大損失。

　　在嚴重困難面前，全黨上下決心認真調查研究，糾正錯誤，調整政策。1961年1月。八屆九中全會正式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這兩件事情表明，“大躍進”運動實際上已經停止，國民經濟開始轉入調整的新軌道。

　　調整首先是解決人民公社的生產大隊內部生產隊與生產隊之間的平均主義和生產隊內部社員與社員之間的平均主義這兩個重大問題。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黨中央在北京召開擴大的工作會議(亦稱七千人大會)。會議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中的經驗教訓，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到1962年底，國民經濟形勢開始好轉，農業生產開始回升，國家財政收支平衡，市場商品供應的緊張狀況有所緩和，城鄉人民生活水平也開始略有上升。人民正在度過由于“大躍進”的錯誤所造成的困難歲月。

　　1964年底召開的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宣布：調整國民經濟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整個國民經濟將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要努力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

　　四、“文化大革命”及其教訓

　　1966年5月，正當國民經濟調整基本完成，國家開始執行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時候，一場給黨和人民造成嚴重災難的“文化大革命”爆發了，其發展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通過《關于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通知》開始發動“文化大革命”，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開。這時主要是摧毀所謂“資產階級司令部”，號召在全國進行奪權斗爭，林彪、江青等人乘機煽動“打倒一切，全面內戰”，造成全國動亂。中共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合法化，加強了林彪等人在中央的地位。

　　第二階段從中共九大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這時主要是黨同林彪反革命集團進行了尖銳的斗爭，并粉碎了他們企圖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的陰謀。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各方面出現了好轉。中共十大繼續堅持“左”傾錯誤，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力量得到加強。

　　第三階段從中共十大到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1974年毛澤東發現了江青集團的陰謀后，嚴厲地批評了他們。1975年鄧小平主持了中央日常工作，形勢有了明顯的好轉。但毛澤東又不能容許鄧小平對“文化大革命”錯誤進行糾正，發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全國再度陷入混亂。1976年，周恩來、毛澤東先后逝世。10月，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粉碎了“四人幫”，“文化大革命”結束。

　　“文化大革命”發生發展的歷史給我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經驗教訓：

　　(1)必須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放在經濟建設上。

　　(2)必須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

　　(3)必須不斷提高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

　　(4)必須保證黨和國家政治上的安定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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