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清華大學社會學系與工眾網研究中心聯合發布《農民工就業趨勢報告》。該報告指出，與此前的農民工就業相比，目前農民工就業“短工化”趨勢愈演愈烈，農民工每份工作的平均持續時間還不到2年。2000年初次就業的農民工平均每份工作持續3.8年，但2008年就業的農民工每份工作只持續1.4年。

　　為什么2008年初次就業的農民工會比2000年就業的農民工的“短工化”更加明顯?一個可能的解釋是越年輕的群體比年長者對工作的要求可能會更高，因此一旦目前的工作不如意或者有了更好的工作崗位，就會從原來的工作崗位辭職。事實上，這個現象并不僅僅限于新生代農民工，在非農民工群體也有所呈現。

　　比如在2004年，上海職業介紹中心的一份調查顯示，上海25歲以下的求職者中一個月內重新擇業的比例高達32.2%，三個月內找過工作的占53.3%.報道該現象的新華網甚至用“上海年輕人的跳槽頻率已經到了驚人的地步”來形容這個現象。

　　由此可見，年輕人比年長者更加容易跳槽，更容易出現“短工化”可能是一個普遍的現象，而非農民工階層獨有。但是，農民工倒是有個現象迥異于城市工人，那就是農民工的就業場所比城市居民要更廣。有的農民工可能在一年之中會在多個城市就業，這一點在城市居民中是不可想象的。絕大多數城市居民會固定在一個城市就業，而不是在多個城市中選擇。當然，原因也很簡單，因為農民工在城市里是無根基階層，遷移成本比較低，在不同城市中漂泊的現象也就很自然地產生于農民工群體。

　　在現代商業社會，“短工化”的現象并不可怕，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社會進步的標志。現在的年輕人誰也無法想象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中國人一輩子都在一個機構就業，在一個機構中生老病死。據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經濟系教授斯蒂文斯的研究，一個人一生從事七份工作。而據美國勞工部統計局經濟學家彼雷特的一項始于1979年、共有10000名14至22歲的美國人接受的調查表明，這些調查對象在18至42周歲之間每人平均從事過10.8份工作。

　　如果以此標準作為參照物，那么我們不必為中國農民工的“短工化”現象憂心忡忡，甚至要肯定這種現象，與那些數十年如一日在一個機構工作的員工相比“短工化”意味著現代的新農民工比第一代進城的農民工在對職業預期上有了更高的目標，同時體現為是對自身能力的自信。

　　當然，簡單地說現代農民工比傳統的農民工更加自信也無多大意義。他們之所以能夠自信，是因為中國的宏觀經濟形勢發生了變化，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深刻地影響了勞動力市場中的勞資力量對比，因此現代的農民工能夠比他們的上一代更能“短工化”。

　　歷經了三十多年的經濟發展，中國的經濟總量和質量都有了大的提升，農民工在城市中的就業崗位也比以往更為豐富，這使得新農民工在勞動力市場上擇業更為從容。相比較而言，老一代農民工的就業選擇比較單一，隨著第三產業的發展，勞工的就業面就越來越廣，選擇也越來越大。

　　尤其是實施了三十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使得中國的勞動力在供給上越來越稀缺，以前多個工人競爭一個崗位的現象在很多地方已經被“用工荒”所代替。在這個背景下，農民工的“短工化”自然會越來越嚴重。而且，這些農民工所從事的職業在某種程度上是屬于他們獨有，而不會有另外的人群來競爭———城市居民和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很少愿意去從事“酒店服務員”等看起來簡單而枯燥的工作。

　　作為享受中國經濟奇跡而成長起來的新一代農民工，他們的視野和預期都迥異于他們的前輩，再加上“人口紅利”的消失，“短工化”現象也就在所難免。很明顯，用人單位，而不是農民工是這現象的最大受害者，誰都知道員工流動過于頻繁會影響企業的效率。當然，解決“短工化”現象的鑰匙不在農民工手里，而是取決于用人單位。

　　如何應對這個現象，看看其離職原因吧。這份報告指出，64.28%的男性農民工和56.54%的女性農民工是因為對公司條件不滿意而離職。看來，用人單位在這個方面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當然，如果有企業可以通過加強其內部管理而應對“短工化”，那就另當別論———市場競爭的勝利者永遠屬于能夠面對這一挑戰的強者。不過，我們更需銘記的是，人越來越貴了，人口紅利已經是一去不復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