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閉幕的人大常委會會議，沒有表決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這意味著征地補償修法進程將延續到下一次審議。人大法工委副主任闞珂指出，目前關于征地補償標準仍存不同意見。溫家寶總理在兩會上曾提出，制定出臺農村集體土地征收補償條例，是2012年主要工作任務之一。(12月30日《南方都市報》)

　　無論是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還是農村集體土地征收與補償，由于牽扯到被征地對象和地方政府的根本利益，也牽扯到法律公正，注定會有不少爭議。由于存在爭議，集體土地征收補償制度修法延期，完全可以理解。多一些時間思考和討論，才有希望化解分歧形成共識。

　　顯然，集體土地征收有很多爭議點，比如，如何確定補償標準，誰是土地交易主體，如何確定征地補償程序等。其中，補償標準最受關注。因為，這不僅關系到農民的切身利益，也關系到征地過程是否順利，還關系到地方政府和投資者利益。所以，征地補償制度修法延期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補償標準有爭議。

　　據悉，有關方面已經刪除了現行法律第47條中按土地原有用途補償和30倍補償上限的規定，確定了公平補償原則，但對如何計算補償數額未明確規定。很顯然，“公平補償”相比“30倍上限”是一大進步，但是如何確定公平補償卻是不太容易的事，因為對于“公平補償”可能會有不同理解。

　　所謂“公平補償”，無論是對于征地方來說，還是對于被征地方而言，補償標準都能接受。但現實情況是，兩者之間存在必然的利益沖突，都能接受補償標準的情況很少見。如果征地方補償太少，被征地方就不會接受;而被征地方提出的補償要求，同樣征地方一般很難接受，因而，征地與拆遷矛盾不斷。

　　在筆者看來，盡管集體土地征收確定了“公平補償”原則，但“公平補償”仍是一個模糊的概念，還需要進一步確定具體的補償原則，并圍繞每個原則制定詳細的補償政策。

　　首先，“公平補償”應該是市場化補償。即征地補償標準應該由市場來定價，由征地方和被征地方直接來談判。無論是目前的“30倍上限”，還是業內專家建議土地補償標準提高10倍，都是人為在預設補償標準，只能在這個標準范圍內進行補償和交易，無疑，這不符合市場規律，是不合理的。

　　其次，“公平補償”應該含保障化補償。土地是農民唯一的根，是最有效的生存保障。某個時間段的征地補償標準，即使是市場化補償標準，也不能完全補償農民，因為農民在失去土地之后，除了一些補償金，幾乎一無所有，前途充滿不確定性。所以，在以市場化標準補償農民的同時，還應該把失地農民納入社保。

　　其三，“公平補償”應該包括長期化補償。有調查顯示，征地之后，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中投資者拿走了大頭，占40%～50%，地方政府拿走了20%～30%，村級組織留下了25%～30%，農民最終拿到的補償款只占到整個土地增值收益的5%～10%。隨著土地升值，農民也應該得到相應的土地增值收益。

　　也就是說，集體土地征收補償不能是一次性的“買賣”，被征地方即農民，不能只是獲得補償金，還應該得到社會保障，并獲得長期收益。雖然這樣的安排會讓征地方失望，會抬高征地成本，但要意識到，這才是公平補償，目前土地增值收益中，投資者和地方政府拿走大頭農民只拿小頭，很不公平，必須徹底糾正。

　　盡管給予農民市場化、保障化、長期化的補償，會抬高征地成本，成為城市化、工業化發展的阻力，但在筆者看來，較高的土地征收成本，是發展城市化、工業化必須付出的代價。如此，才能縮小城鄉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