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在干部問責上我們有一個慣例，就是眼睛一般都盯在重大事件和重大事故上，重大事件與重大事故直接關系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關系社會發展與社會穩定，對這一類問題當然要問責，而且應該加大力度。但是，如果把問責僅僅局限于這一類“非常態事件”上就過于片面，也不符合干部問責的客觀要求。領導工作表現在方方面面，領導者的領導品質、領導作風、領導能力如何，大量的是通過日常工作反映出來，現在，人民群眾對現實存在的一些干部腐敗、作風霸道、能力平庸等問題無處訴說，從根本上講就是在平時缺乏問責途徑。實行問責工作常態化，就是打破問責范圍只局限于重大事件與重大事故上的誤區，把領導者平時各方面的工作表現都納入問責之中，既追究官員在重大事件、重大事故中的過失責任，也追究他平時工作中各方面的操守表現，特別是領導品質上。所以，如果問責真正達到了常態，一個領導者與工作相聯系的所有方面都有被社會詢問并進而失去職務的可能，那么，各級干部的為官之弦無疑會繃得更緊，為官之責無疑會記得更牢。這樣，也就不會等到一個小芝麻官涉嫌了數千萬元金額時，才引起各方面的覺察和重視。

　　在西部地區某縣，縣委書記要求全體黨員干部要認真算好“政治賬”、“經濟賬”、“身體賬”和“家庭賬”，把一時的貪圖享樂而違反黨紀國法和自己一生的政治前途、經濟收入、身體精神狀況和家庭幸福進行對比分析，提高拒腐防變能力;要準備好“三盆水”：第一盆水勤洗頭腦，保持頭腦清醒和思想的純潔性，第二盆水勤洗手，保持兩袖清風，第三盆水勤洗腳，保證一生走正道。這一要求做得好。做到這一點，就能加大對貪污腐敗現象的查處力度，嚴厲打擊貪污腐敗、跑官要官、“帶病”提拔等違法亂紀行為;就能加大監管力度，構建完善的監督管理體系;就能加強制度建設，完善科學民主決策制度、項目推進監管制度、責任問責制度，積極推進制度改革，增強制度的執行能力。

　　有監督檢查制度，就必須有對責任者的常態化問責制，這是建立官員責任感的關鍵。有了常態化問責制，我們就能遏制一些違規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繼續進行，就能阻止為了撈取個人好處，無效益投資四處橫行，就能防止幾百萬、幾千萬乃至數億元的為撈好處的投資打了水漂，總之，有了常態化問責制，就能有效防止官員犯罪的現象發生。

　　5.問題官員的復出問題，正在使問責制陷入一種尷尬困境。

　　一方面，官員的復出，不論多么不事張揚，依然招來公眾輿論的強烈反對。其中最扎眼的人物包括甕安事件中的縣委書記、火車出軌事故中的濟南鐵路局長、派警察進京抓記者的遼寧西豐縣縣委書記、在全國哀悼日期間組織公款旅游的山東濱州市工商局長，以及阜陽假奶粉案中的一眾官員等等。他們雖被問責，陸陸續續地卻又另任新職，繼續其“領導干部”生涯，令觀者大跌眼鏡。而在三鹿奶粉事件中受處分的國家質監局官員，竟然在處分令下達之前先接到升遷令，被認為是一樁“擊破底線”的詭異事件。“華南虎事件”中的責任官員，問責過后，仍然有“我自巋然不動”的洋洋得意，更是令人產生心理上的反感。

　　另外一方面，官員隊伍中對于問責舉措，也有強烈反彈。最典型的是，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有官員公開對林嘉祥表示同情，認為這是網絡殺人，林只是個倒霉蛋。如此直言不諱，很可能反映了某種廣泛積聚的情緒。一個可供參考的數據是，2007年，全國主要行政執法部門被追究責任的有將近6萬人次;2008年，約達8萬人次。在這樣一個龐大群體中，除掉被法辦和被開除公職的之外，會有多少人謀求復出?具體數字無從知曉，但可以相信，絕對不是少數。

　　6.從今年1月1日起，新疆阿勒泰地區將率先在全國試行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把過去通行的官員“收入申報”擴大為“財產申報”，并承諾在阿勒泰廉政網和當地主流媒體上公示官員的“財產申報結果”。

　　官員財產公開制度的“破冰”，首先發端于遠在西部邊陲的阿勒泰，令人頗感意外。但法律專家普遍認為，無論如何，阿勒泰此舉意味著我國的官員財產公開制度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對推動我國的官員財產公開立法具有積極意義。

　　為防止“老子大官兒大款”的腐敗現象，阿勒泰“陽光法案”明確，官員及其配偶、共同生活的父母、撫養的未成年子女，單筆額度在10萬元以上的動產、不動產購置、交易、租賃情況及資金來源必須申報。這意味著，假如某官員購買了一套價值50萬元的房子，或者其太太購買了一輛價值20萬元的轎車，在半年時間內，他必須向紀檢部門說明情況并要講清資金來源。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最高刑由五年提高到十年，是刑法第七次修改的最大亮點之一。人們在關注這一修改的同時，自然而然地將焦點集中在與之密切相關的另一項制度———官員財產申報制。不少法律界人士認為，在提高法定刑的同時，還要加緊出臺官員財產申報法，這樣才能真正讓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成為貪官的夢魘。

　　建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問題，已經爭論了十多年，事實上，這項制度也并非完全空白，有一個地方已經悄然試行。頗有意味的是，“破冰”之地并不是人們想象中的經濟發達的東南沿海，而是遠在西部邊陲的新疆阿勒泰地區。

　　阿勒泰地區紀委書記吳偉平，曾參與多起腐敗大案的調查偵破工作。他說：“目前我國普遍實行的是收入申報，而非財產申報。收入只是公務員財產的一部分，而更多隱形收入才是公務員滋生腐敗的陰暗角落，才是應該申報、公示的關鍵。”

　　反腐專家也認為，“財產”和“收入”兩者之間有著天壤之別。古今中外的大量腐敗事例表明，濫用權力之腐敗通常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至少是澤被一家，腐敗收益通常也同官員合法性工資收入是兩碼事。

　　據了解，我國早期的收入申報制度，基本上是注重申報而忽視公開，申報制度本該具有的監督效力因此大打折扣。阿勒泰出臺的規定明確，凡是“與領導干部職權密切相關的收入都將通過阿勒泰廉政網及當地主流媒體及時全面公開，以接受社會有效監督”。有專家指出，此項規定，實現了由“只申報不公開”到“既申報又公開”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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