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在新中國成立60周年之際，中共的各級領導干部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更替為一批年富力強的“年輕人”。在中國省部級干部中，生于上世紀60年代的人逐漸增多，外界稱之為中國政壇的“60后精英”，如農業部部長孫政才、河北省省長胡春華、湖南省省長周強、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主席努爾·白克力等。

　　最早提出干部隊伍年輕化建設的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上世紀80年代初，當看到“文革”后復出的許多部門領導大多數已經是花甲老人后，他開始大力提倡培養年輕的接班人。他提出，要廢止領導任職終身制，把大批優秀的中青年干部提拔起來，保證事業后繼有人。

　　十六大以后，中共中央領導集體積極推動年輕干部到基層和艱苦地區鍛煉成長，建立來自基層一線的干部培養鏈，培養選拔年輕干部工作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在十七大報告中，胡錦濤明確提出“加大培養選拔優秀年輕干部力度”。此后，中共在年輕干部的教育培訓、實踐鍛煉、黨性修養、作風養成、選拔使用、管理監督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重要舉措。

　　8.關于干部年輕化現象，各位專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北京大學教授、中國國際共運史學會副會長黃宗良說：“干部年輕化已成為中國共產黨干部人事制度的發展趨勢。”

　　中共中央黨校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主任嚴書翰說，當時有許多人認為鄧小平只是撥亂反正，其實正是他這種高瞻遠矚的眼光，規劃了干部隊伍年輕化的未來圖景，保障了改革開放政策方針的貫徹落實。

　　分析人士認為，當那批從戰場上走上領導崗位的共產黨干部退出后，年輕的繼承人需要面對的問題是，有沒有資格和能力繼續領導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發展。

　　在嚴書翰看來，答案就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這一寫入黨章的重要理論，為干部隊伍建設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梳理這幾年的脈絡，可以看出，年輕干部的培養、選拔方式不斷創新，已經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政策體系，制度化水平也得到不斷提高。”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宋世明表示。

　　在干部隊伍年輕化政策為改革開放注入巨大活力的同時，年輕干部隊伍的培養選拔也出現不少亟待改進的問題。

　　年輕化在一些地方被演變為“年青化”、“低齡化”，一些年輕干部缺少基層歷練，成了家門——校門——機關門的“三門”干部。

　　據統計，中央和國家機關廳局級領導干部中，來自高校應屆畢業生的比例高達44.6%，而具有縣、鄉基層領導工作經歷的僅占12.5%，“這種情況長期發展下去，就會增加機關干部脫離實際、官僚化和機關化的可能。”宋世明表示。

　　黃宗良說：“‘年輕化’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年輕化’不等于‘低齡化’。用年齡來‘一刀切’最簡單，但這不是正向的人才機制，會造成人才損失浪費，破壞事業發展。”

　　嚴書翰認為，要做到干部制度定型，要做到科學合理又和諧自然，就要把選人用人的合法性和代表性有機結合起來，這也符合黨內民主進程的要求。

　　按照嚴書翰的看法，合法性就是干部選拔要得到大多數人贊同;代表性是要求干部配備在年齡、專業知識背景、崗位和經歷四個方面有合理的結構。

　　分析人士說，在不久前舉行的全國培養選拔年輕干部工作座談會上，除了一貫強調的“德才兼備、以德為先”和“注重實績、群眾公認”之外，中共對年輕干部提出了許多具體要求，比如用科學發展觀武裝頭腦、信念堅定、思想純潔、基層實踐、注重法治等等。

　　國家反復強調，要形成有利于優秀年輕干部脫穎而出的選拔機制，使領導班子和干部隊伍形成合理結構，始終充滿生機與活力。

　　黃宗良說：“通過不斷完善的制度選拔出來的年輕干部，將具有端正的德行、開闊的視野、良好的教育背景、豐富的基層經驗和得體的形象，將大大增加他們執政的親和力和創造力。”

　　曾有西方的黨派學者發出疑問：為什么中國共產黨歷經80多年仍然保持勃勃生機?

　　嚴書翰認為有兩條重要原因：一條是中共的指導思想與時俱進，另一條就是干部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解決好干部這個關鍵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才能承前啟后、興旺發達，黨和國家才能長治久安。”他說。

　　9.官為什么越來越難當?單從國內形勢來說，經濟社會發展日新月異，新事物、新情況、新問題不斷涌現，同時改革發展進入關鍵階段，一系列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日益凸顯，協調各種利益關系的難度不斷加大。在這種形勢下，如何跟上時代潮流，提高素質能力，以更好地履職盡責，推進改革發展穩定，是對領導干部的重大考驗。各級領導干部只有不斷地開闊自己的眼界、思路和胸襟，能夠自覺地以馬克思主義的寬廣眼界觀察世界，以寬廣的思路應對各種復雜局面，以寬廣的胸襟凝聚人心，始終站在時代前列帶領人民群眾不斷開創事業發展新局面，才能完成好新的執政任務。

　　官越來越難當，因為針對領導干部的監督管理越來越嚴格。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這是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原則。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我們黨和國家的各項制度和法律法規不斷健全完善，對領導干部的選拔任用、管理監督越來越嚴格規范、透明公開，也越來越要求領導干部做到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同時，人民群眾的權利意識、參與意識、監督意識明顯增強，希望把公共權力的運行置于陽光之下。比如，近年來問責制度的實施以及互聯網的發展，已經對領導干部形成了強大“壓力”。通過強有力的外部監督以及公眾參與形成的社會壓力與合力，能夠使領導干部在其位，謀其政，負其責，真正做到任務明確，職責清楚，認認真真做事，踏踏實實履行職責，努力減少和避免因為不作為或不當作為，因為失察、失職或瀆職而辭職或被免職，甚至承擔法律責任的現象。行政問責制度的廣泛推行，對于構建權責一致的責任政府、依法行政的法治政府、廉潔行政的高效政府無疑將發揮極為重要的作用。

　　“當權力是負擔時就會穩如泰山，而當權力變成一種樂趣時，那么一切離結束也就不遠了!”領導干部認識到“官越來越難當”、“當太平官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是一件大好事。它意味著領導干部感受到了壓力和責任，必須不斷學習新知識、積累新經驗、掌握新本領，不斷增強宗旨意識、服務意識、責任意識，為人民掌好權、用好權，更好地干事創業、推動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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