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筆者的理解，所謂國民性，就是指一個民族的成員或一個國家的國民，在精神、心理、性格、品行等方面的若干共同特性。在國民性上，中華民族有很多優(yōu)點，如勤勞、智慧、平和、靈敏、吃苦耐勞、遵守紀律等等;但無庸諱言，中華民族特別是漢民族，也有許多突出的毛病，膽小怕事、見義不為就是其中之一。有的人，有憐憫之心，無為義之勇，逆來順受，忍氣吞聲。有的人，遇事肯吃虧，以吃虧求息事;遇人好退讓，以退讓求寧人，以息事寧人為最高準則。有的人，在光天化日下需要見義勇為時，膽小如鼠，像縮頭烏龜;而在陰暗的角落里搗鬼整人時，招數(shù)很多，如謀略大師。

　　筆者以為，這種劣根性有兩個基本來源：

　　一個來源是中國幾千年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小農(nóng)經(jīng)濟模式，需要土地的主人守著這塊地，而不是到處游動遷移。“男耕女織”，“牛郎織女”，“三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這便是古代幾千年間中國人生活的典型圖景。守土者必然是愛好和平的，一切軍事因素必然是防御性的，而不是進攻性的，就連中國武術的主旨也不是進攻而在防身。在這種情況下，中庸之道、以和為貴就成了中國人做人做事的基本信條，善良平和、安分守己就成了中國人十分突出的性格特征。這本來是一種優(yōu)點，但優(yōu)點的背面是缺點，安土重遷、安分守己必然消極保守、不思進取、不敢冒險，進而形成厭惡征戰(zhàn)、重文輕武的風氣，以致文質彬彬、弱不禁風的中國人比比皆是。歐美騎士、日本武士莫不以征戰(zhàn)為榮，以征戰(zhàn)為樂，就怕戰(zhàn)爭不大，惟恐征程不遠。他們描寫戰(zhàn)爭的文學作品，充滿對戰(zhàn)爭的謳歌和對勇武的贊頌。而中國古代描寫戰(zhàn)爭的詩詞基本上都是訴說征戰(zhàn)之苦，而非征戰(zhàn)之樂。打開唐詩宋詞，這類作品比比皆是。比如杜甫的《兵車行》是這樣寫的：“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云霄。”這哪里有一點雄壯出征的氣勢，分明是哭哭啼啼、凄凄慘慘的告別。岑參的一首七律則是這樣寫的：“將軍角弓不得控，都護鐵衣冷難著。瀚海闌干千尺冰，愁云慘淡萬里凝。”這首詩所反映的是中國人一種普遍的心態(tài)：這個仗不得不打，但實在是太苦了!什么時候才能結束啊!

　　尚文而不尚武的結果是，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文官諳于世故，武將怯于疆場，百姓見義而不敢為。

　　另一個來源是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專制制度。中央集權的專制統(tǒng)治體系是極為龐大的、專橫的、高壓性的，個人與之相比，太渺小、太卑微、太軟弱、太微不足道了，這種極大與極小、極強與極弱、極端蠻橫與極其無助的強烈對比，孕育了弱勢的蕓蕓眾生以求生自保為主旨的“陰性”哲學，諸如：“樹大招風”;“槍打出頭鳥”;“人怕出名豬怕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識時務者為俊杰”;“好死不如賴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