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明確要求。如何實現政府治理與社會自我調節、基層自治的良性互動，是法治中國建設中的一道必答題。

　　“治理”二字有兩層含義。《呂氏春秋》中講，“治國無法則亂”，強調的是“治”，即統治、治亂;“理”則強調整理、條理，即根據社會自身的機理實現自我管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須將“治”與“理”有效結合起來，充分重視激發社會活力和創造力，促進社會自我治理與政府治理之間協調互動，形成合力，在漸進式的反饋和調整過程中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不認識社會、對社會沒有足夠的理論自覺和實踐追求，就不可能實現國家“善治”。根據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的研究，如果社會整合缺失，社會將陷入“沉睡”狀態，而如果社會整合過度，社會將進入“亢奮”狀態。前者表現為對所有問題都漠不關心的疲軟態度，容易導致政府的冒進管制，終將進退失據;后者則呈現對所有問題都精力過剩的激進狀態，抱怨、爭勝、失序并存。當前，中國社會處于轉型期，社會往往在“沉睡”和“亢奮”之間游移不定，一些極端事件暴露出社會治理方式遠未成熟。因此，養育成熟的現代社會，使之具備一種清醒的審慎，進而走向一個文明、理性、訴諸法治的現代社會，才能實現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是提升社會治理水平的根本途徑。通過鼓勵和支持多元社會主體參與，實現政府治理與社會自我調節、基層自治的良性互動，在此過程中，要全程貫徹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創設公民自我治理機會和平臺，使公民不斷感受到自身權利和義務的對等、權力和責任的均衡。現代社會首先是一個文明社會，公民既要懂得自我治理，還要對國家權力實施有效監督和約束。當前，法治中國建設應當在制度和實踐兩個層面，更多回應公民關切。

　　事實證明，強化社會力量對于經濟社會發展具有內在的支撐作用。有效的國家治理和成熟的社會發育相結合，在功能上互相補充，成為當今許多國家向往的理想治理類型。治理良好的國家以擁有一個強大而有效的政府為標志，是一個制度健全、職能適中、經濟富裕、社會凝聚力強、國際影響力大、文化教育發達的法治國家;而一個成熟的社會，則以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以及系統化的社會組織為標志，是一個自主化程度高、社會服務能力強，具有服務創新和制度創新能力的法治社會。在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上，法治是共同特征，制度是基本保證，“兩強互動”是根本原理。

　　培育壯大社會組織，提升其服務社會能力，是增加社會發展活力、創新社會治理體制的關鍵。要推進政社分開、管辦分離，推進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公益服務項目，同時拓寬社會組織依法參政議政的渠道。

　　當前，我國社會結構復雜多變、利益格局深刻調整、社會矛盾日益凸顯，要全面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實現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的法治社會，必須重視激發社會活力，在實踐中提煉總結社會自我運行生態、機制與技術，適時上升為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為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發揮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