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城市化進程快速推進，征地、拆遷引出的血案和群體性事件層出不窮，迄今為止仍沒有找到全盤解決的頂層設計。12月25日的《中國青年報》又報道一起荒唐的拆遷株連事件：安徽省太湖縣城管局一位副局長，接到領導口頭通知，要求他到“縣城建設指揮部征地拆遷組”報到，拆遷對象包括他的女兒。每當中國人遇到解決不了的難題時，我們就會習慣性的想到國際慣例。而美國是國際慣例中的典范。于是，美國老太婆當釘子戶的故事開始流傳了。

　　西雅圖有個老太婆叫伊迪絲·梅斯菲爾德，居住在巴拉德西北一所小房里。2007年，開發商要建商業大樓，在老太婆那里碰到了釘子。老人家的房產市值8千美元，開發商價開到12萬美元，但她不為所動。最終，開發商知難而退，讓商業大樓凹進一塊，老太婆仍住在她8千美元的房子里。

　　這個故事近年來在中國被廣泛傳播、擴大解釋，聽說過的人無不羨慕美國社會對私有財產的嚴格保護，恨不能生在美國。然而，事實真相總是更復雜，遠不是保護私有財產那么簡單。

　　其實，財產所有權在美國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美國政府征地、拆遷的事情時有發生，甚至動用國家公權力為大公司征地的情況也不少見。這里，再講另外一個美國老太婆的故事。凱露的房子坐落在美國康州新倫敦市，1997年當地政府為了吸引大制藥公司輝瑞入住，出面替輝瑞征地。凱露不為政府出的高價所動，拒不搬遷，2000年政府發出強拆令。凱露一路上訴，2005年最高法院裁定凱露敗訴，房子沒保住。

　　伊迪絲能保住房子，而凱露卻不能，原因就在于凱露面對的是政府拆遷。美國憲法第五、第十四修正案規定，出于公共利益考慮，政府通過恰當的程序、給予恰當的補償，可以征用公民的私有財產。因此，如果是政府拆遷，被拆遷人并沒有選擇余地。

　　在美國，拆遷最大的爭議就是如何界定公共利益，這是他們打拆遷官司的主要原因。修建公共設施，諸如地鐵、辦公樓、煤氣管道是公共利益，沒有什么爭議。但是，政府為了增加收入把地賣給開發商，為了吸收投資替開發商征地，是不是公共利益存在巨大爭議。

　　如果想借它山之石，那么美國的經驗是兩條，一是商業拆遷和政府拆遷要嚴格區分;二是補償必須按市場價格落實。回頭看中國的拆遷問題，性質和難題則完全不一樣。最大的區別就是土地的所有權性質不同。在美國，聯邦政府擁有約30%的土地，州、市政府擁有少量土地，大部分地歸私人所有，所有權和使用權合一。在中國，所有土地歸國家、集體所有，個人只享有土地的使用權，土地的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離，且最長使用權為70年。

　　商業拆遷和政府拆遷在美國就是一團麻，在中國更難區別。在中國，因為土地歸國家、集體所有，開發商只能從政府手中買地，并沒有權力直接將房主從政府的土地上趕走，只有政府才有這個權力，理論上一切征地都是政府行為。在美國，為了解決公共利益界定的難題，美國利用自己的三權分立體系，要求每一起政府征地案必須由當地議會決定是否為公共利益。而根據中國現實國情，不可能照搬美國做法。于是，如何界定是政府拆遷還是商業拆遷，就成了大難題。

　　按市場價給予恰當補償在中國更難以落實，原因就是產權不明。理論上，房主只有70年的使用權。實際上，在中國的大眾意識里，房子就是能子子孫孫相傳的。也就是說，法律上規定房主只有使用權，但是公眾卻認為自己擁有所有權，這是一個巨大的認知差距和隱患。這個問題決定了合理的價格沒有辦法確定。如果按所有權計算，絕大部分拆遷補償都給少了，因為政府賣塊地動輒數十億，給拆遷戶的是少數，大頭都入政府腰包。如果按70年的使用權算，絕大部分拆遷補償又給多了，因為在同一地點租相同面積的房子住幾十年，可能用不了那么多錢。因此，在不少拆遷糾紛中，政府都認為補償夠了，拆遷戶都覺得給少了。

　　關于美國老太婆的拆遷故事僅供大家茶余飯后發發感慨，中國的事需要中國智慧、中國辦法來解決。拆遷問題要從根子上破解，必須在所有權上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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