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國家公務員局將在2009年加大力度推進公務員相關制度建設，其中包括會同中組部研究制定公務員辭職、辭退規定，積極推進分類管理和聘任制制度建設等重要舉措。這是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國家公務員局副局長楊士秋在全國行政機關公務員管理工作會議上介紹的情況。

　　“要加快公務員法配套法規建設進程。”楊士秋說，“經過幾年的不懈努力，我們會同有關部門陸續出臺了10個公務員法配套法規。2009年，配套法規建設的任務是——會同中組部研究制定公務員辭職、辭退規定，錄用考試報考者違紀違規處理辦法，錄用特殊職位體檢標準;研究起草公務員回避、轉任規定，新錄用公務員試用期管理辦法，違反公務員法責任追究辦法等規章。”

　　“與此同時，還要會同相關部門研究制定公務員專項處分規章，推進行政執法人員資格制度建設。”楊士秋表示。此外，國家公務員局還將積極推進分類管理和聘任制制度建設。“要按照統籌規劃、試點先行、科學穩慎的原則，加強對試點工作的指導，適時擴大試點范圍，不斷深化試點內容，及時總結試點經驗，逐步建立分類管理制度和聘任制公務員管理規范�！睏钍壳镎f，目前，有關部門已草擬了專業技術類公務員管理暫行規定和聘任制公務員管理辦法。

　　據了解，國家公務員局2008年在研究制定了行政執法類公務員管理試點方案的基礎上，已會同工商總局在上海等6省(市)工商行政管理系統部分單位開展試點工作，在深圳、浦東新區、溫州市和證監會開展了公務員職位聘任制試點工作。

　　4.對于四處盛傳的“退出機制有望年內建立”的消息，楊建順依舊冷靜地認為，“這將會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他的理由是，退出機制的完善既需要理論的引導，又需要具體實踐的助推，特別是傳統制度形成的慣性，需要時間來慢慢改變。

　　專家普遍認為，退出機制一旦細化，就需要面對各種繞不過去的問題。比如最低服務年限，雖然公務員法沒有規定，但習慣上都按五年執行，五年中就算是公務員自己想退也不允許;另一種情況是，公務員自己不想退而單位不想再用。“這里面又有很多不同的情況，需要區別對待，分別制定標準�！�

　　如果從外部審視，完善退出機制過程中最關鍵的詞匯其實就只有四個字——“利益平衡”。有兩大難點亟須破解：一是退出后的補償問題，二是如何確保這一機制的可支持性和可接受性。這兩大難點會衍生出一系列的問題，比如哪種情況屬于補償范圍?具體補多少?標準和依據是什么?在制定各種退出標準時各方能否接受?

　　類似的問題還有，連續兩年考核不稱職也是辭退的一種情形，那么，考核標準是什么?如果說是違反紀律，誰來判斷?如何判斷?如果是開除，是否給公務員陳述、申辯的機會?還有公務員退出的救濟機制，現有規范中對此很少涉及，導致了目前的申訴機制不是很有效。那么，怎樣才能給公務員一個公平的申訴機會?

　　此外，公務員的社會保險問題也是阻礙公務員順利退出的一大原因。所有的公務員和準公務員們都不得不考慮這樣一個問題：將來，無論是辭職還是辭退，社會保險的轉移都會成為一個大麻煩�！拔覀儸F在是沒有各種社會保險的，就像我，工作了10年，如果換一個單位，比起同工齡的人，我就少交了10年的保險，肯定是非常吃虧的。”于慶說，他并不反對建立公務員退出機制，但他認為，相關的配套保障措施必須要及時跟上。

　　“這些問題都需要在原有法律規定的基礎上予以細化，出臺一系列的標準、規范和程序�！睏罱�順說。

　　5.從1993年《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頒布施行起，我國公務員制度在設計、實施到完善等方面，都一直致力于通過健全科學的管理機制，以去除以往能進不能出、能上不能下、“鐵飯碗”、“鐵交椅”等“機關病”。

　　一方面，除建立退休、升降、交流等制度實現公務員的正常交替更新外，公務員制度還特別設立了辭職辭退制度，使機關人事管理不再死水一潭。另一方面，公務員制度中的廉政約束機制也逐步發揮“威力”。這主要體現為有關公務員紀律、處分和回避制度以及對領導和“熱點”職位有計劃地輪崗，對有親屬關系的公務員在任職和執行公務時實行回避等，加強了對公務員的有效監督。

　　2005年頒布的《公務員法》更是突出了對公務員的嚴格管理：除規定了嚴明的行為規則和考核、懲戒制度外，還規定了公務員9項基本義務、16項基本紀律，進行嚴格考核，而考核結果則與職務的升降、與漲工資發獎金以及辭退相掛鉤;違反紀律的要受處分。

　　根據《公務員法》，公務員的辭職，是公務員根據本人意愿，辭去所擔任的職務，離開公務員隊伍，解除與所在機關的任用關系的行為。既包括辭去公職，又包括擔任領導職務的公務員辭去公職和自愿辭職以及領導成員的引咎辭職和責令辭職。

　　針對領導干部辭職，《公務員法》第82條規定，領導成員因工作嚴重失誤、失職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惡劣社會影響的，或者對重大事故負有領導責任的，應當引咎辭去領導職務。領導成員應引咎辭職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適合擔任現任領導職務，本人不提出辭職的，應當責令其辭去領導職務。但辭去領導職務與辭去公職不同，公務員辭去領導職務后還保留公務員身份，還可能安排別的工作。

　　在國外，引咎辭職是選舉產生的政治官員的一種自責行為。而在我國，官員的引咎辭職是近年才發展起來的一種黨政領導干部承擔責任的方式。早在2002年中央頒布實施的《干部選拔任用條例》，就對領導干部引咎辭職作了明確規定。

　　“《公務員法》在此基礎上，將引咎辭職制度法制化。因此，引咎辭職既有政治性，又有法律性，可以說是一種政治法律責任，這是我國法律責任體系中一種新的責任制度。”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劉旭濤表示，建立引咎辭職制度，從法律上解決了長期困擾人事管理中領導干部“能上不能下”的問題，為建立一支適合新時期任務的領導干部隊伍提供了法制保障。

　　專家認為，引咎辭職制度不同于公務員因自己直接的違法違紀行為導致的帶有強制性的紀律處分和法律制裁，而是在領導成員的行為尚不夠紀律處分和法律制裁的情況下承擔政治責任的一種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