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提到“三俗”之風的出現和流行，人們往往會指責一些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單位的“無良”和“唯利”，就此，河北省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戴長江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眾有所好即投之，術有所能即行之。
戴副部長表示，這大概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一些人、一些行業為謀利而做出的本能選擇。“三俗”文化產品也不例外。目前，一些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單位生產傳播“三俗”文藝作品，比如“黛玉裸死”式的惡搞經典，炒作“鳳姐”、“偽娘”、“拜金女”等，都屬于利益驅使下的“術有所能即行之”，這說明部分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單位的道德和價值觀念出了問題，忘記了自己的職業操守和社會責任。但同時我們更應該注意的是，這些“三俗”文藝作品往往能迅速流行甚至大行其道的事實，說明我們的社會價值觀出現了混亂，部分社會公眾的思想道德水平、文化欣賞品位和審美情趣還有待提高。從這個角度講，“三俗”之風的出現和流行，是“眾有所好即投之”的結果。抵制“三俗”之風，必須充分看到這一點。
當前，我國各省正在加快經營性文化單位轉企改制步伐，從經驗來看，轉企改制在激發活力的同時，也有可能讓一些文化單位淡化社會責任意識。就此，河北省社科院鄧研中心主任、研究員王彥坤表示，各級黨委和政府特別是文化主管部門，在深入推進文化體制改革的過程中，必須把抵制“三俗”當作一項重要任務來抓，要著力做好“擠”和“管”這兩大重點工作。
所謂“擠”，就是在改革的過程中要堅持文化事業和文體產業比翼齊飛，在加快經營性文化單位轉企改制步伐的同時，高度重視文化事業發展，特別是要加快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的基本文化需求，并在此基礎上多生產精品力作，最大限度地占領文化市場，擠壓“三俗”的生存空間。
所謂“管”，就是加強對文化市場的監管和引導。比如，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健全文化法律法規和政策體系、健全文化市場監管體制機制等。目前的重點是必須防止兩種不良傾向，一是把“轉企改制”視為“放手不管”，二是“運動式”、“應急式”的工作思路。只有這樣，才能做到真正管、全力管，長期抓、持續抓。
戴副部長則指出，目前必須突出一個“打”字。只有通過不斷地“打”，才能清晰有力地向全社會傳遞一種強烈的信號：不管什么樣的文化產品，都不能挑戰主流價值觀，都不能破壞社會文化和道德環境。
同時，從根本上看，抵制“三俗”之風，必須清除其產生和生存的道德土壤。這當中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要引導文化工作者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固守道德底線，始終把社會效益放在第一位，做到在眾聲喧嘩中清醒自律，在世相百態中激濁揚清，肩負起弘揚先進文化、引領社會道德、示范精神文明的責任;二是要通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傳播教育，提高全民思想道德素質，引導公眾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提高文化欣賞品位和審美情趣。也就是說，在今后的工作中，既要重視用先進文化承載高尚道德，更要重視用高尚道德催生先進文化。只有這樣，才能形成創造傳播接受先進文化光榮、創造傳播接受落后文化恥辱的社會環境，讓“三俗”文藝作品失去產生的土壤和傳播的市場。否則，如果僅限于監管和打擊，不但會因為“慢半拍”而效果不佳，甚至可能陷入“割韭菜”的困境。
4.以下是2010年8月19日上午中央外宣新聞發布會的內容節選：
中央電視臺記者：文化體制改革涉及的領域廣泛、情況復雜，我們今天取得的這些突破性的進展和成果，其背后有哪些情況或者經驗值得梳理和總結?
中央文化體制改革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中宣部副部長孫志軍：文化體制改革有其特殊性和復雜性，既與經濟體制改革密切相關，又與政治體制改革緊密相連，實際工作中主要把握三個方面。一是明確定位、區別對待、分類指導。公益性文化事業主要以政府為主導，必須注重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和便利性的要求，由政府投資提供有關服務。經營性文化產業主要以市場為主導，滿足人民群眾多元化、多方面的需求，以此推動文化體制改革針對不同情況加以實施和改進。二是試點先行、循序漸進、逐步推開。在市場發育比較成熟、有一定市場經濟條件基礎的單位先行試點，而市場發育程度相對不夠成熟、底子比較薄弱的單位，允許它有一個過程，進而保證改革能夠順利實施，并取得好的效果。三是以人為本、政策保障，切實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我們提出了一系列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的有關政策措施，基本原則是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中人過渡法。這些政策措施確保了改革的平穩推進。
香港文匯報記者：我們注意到前一個時期在內地市場上出現了一些低級庸俗的圖書和電視節目，有一些聲音說這些低級庸俗的圖書和電視節目出現是由于文化體制改革造成的，請問各位部長有何評論和看法?謝謝!
孫志軍：確實社會各方面都很關注這個問題。文化精品是一個國家、一個時代文化發展水平的集中體現，文化體制改革的目的就是為了多出文化精品、多出人才、多出效益，進而使文化能夠真正發揮引領社會、教育人民、服務群眾、推動發展的重要作用。在推進文化體制改革過程當中，我們始終強調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有機統一，絕不能為了追求經濟利益而放棄社會責任，有損社會效益。在改革的發展實踐中，總體情況是好的，主流是健康的，但確實有個別企業，包括媒體，為了追求經濟利益而出現了庸俗、低俗、媚俗的現象。其原因，我們感覺：一是為經濟利益的驅動，二是法制不夠健全，三是管理不夠到位，四是外來文化的沖擊和影響。對此，我們在改革過程當中需要予以重視和采取措施切實加以解決。
孫志軍強調，所有的文化單位，無論是事業還是企業，無論是國有還是民營，都應該成為先進文化宣傳的陣地，自覺地、堅決地抵制庸俗、低俗、媚俗的現象，絕不給腐蝕人們心靈、敗壞社會風氣的文化垃圾提供傳播渠道。在改革過程當中，我們將進一步認真研究，采取相應措施，切實建設好、管理好、發展好文化企業。他呼吁社會各界，包括新聞媒體自覺抵制“三俗”，努力營造良好的社會文化環境，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
5.中央政府的“反三俗”舉措受到國內外媒體的廣泛關注。新加坡《聯合早報》認為，新時代中國什么都在進步，唯有一些惡俗的“文化毒瘤”在拉后腿，中國的大眾文化需要完成一個自我的超越。香港《明報》刊文說，許多跡象表明，內地正發起一次新的“道德運動”，低俗化已被視為文化體制改革新課題。
針對香港《明報》的“道德運動”這一提法，W教授并不表示贊同，他認為，非理性的情緒對抗很難帶來社會的實質性進步，媒體也不應對此推波助瀾。謝麗爾·吉布斯在《新聞采寫教程》一書中提出“公共新聞學”的觀點，認為媒體不應只報道極端對立的雙方觀點，而是應著重于更為溫和的中間意見，將目光放在“如何解決問題”上，這也被譽為“美國新聞理論的第三次革命”。爭取謀求社會的共識，讓官民之間、不同階層之間學會相互寬容、尊重、協商和妥協，而不是單純作為“大眾意見的開放平臺”，這也是新時代中國媒體的責任所在。
M專家指出，就多數公共事務而言，怎么做比做什么更重要，重在講究程序正義。中國要建設法治國家，就要讓政府的一切作為都在法律框架內，“反三俗”運動也應如此。但我們目前看到的只是行政部門在干勁十足地搖旗吶喊，立法和司法力量缺失，這就使得部分民眾對這一運動的合法性產生了質疑，立法勢在必行。
M專家還表示，任何法規要得到切實的執行，都離不開民眾的尊重和肯定，否則只能成為一紙空文。尋求社會道德的“最大公約數”，同樣離不開民眾的充分討論和參與。應該看到，“低俗”現象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低俗”源于個人的需求，是人性的一部分，沒必要也不可能將其一竿子打死。法律應明確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的區別，對于公共領域的低俗現象，可通過作品分級制度限制其傳播范圍，對于私人領域公民的個人選擇則不應干涉。
鳳凰網曾作過一期關于“反低俗”活動的民意調查，有57.6%的人主張采用法律規范的方法，支持政府管制和媒體自律的分別為16%和24.3%。在研討會上，也有學者認為對待不同層面的低俗信息應當有不同的治理手段，不宜籠統一刀切。其實，通過立法來謀求共識，通過司法來減少誤判，行政部門依法而行，讓民間成為“反低俗”的主力軍，“反低俗”才能不被低俗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