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思考，讓大禹治水“疏”而不“堵”，讓李冰父子“分洪減災，引水灌田”，使賈讓治水“不與水爭地”……

　　然而，當人們邁開步伐在自然中求生存、謀發展時，總有“蜀山兀，阿房出”的放肆，也增添了人多地少時的無奈，一旦人們忽視了自然的規律，自然便還人以顏色，使其感到敬畏。

　　舟曲，就屬于這后一種的無奈。

　　也許有人以為，西部地區地廣人稀。事實上眾多山區為人類留下的生存空間如黃金一樣寶貴，這些山區的人口密度并不亞于發達的東部地區。

　　2平方公里，4萬余人!

　　災難發生后，人們才驚訝地發現，舟曲這個中國西部的山中小城卻聚集了如此眾多的人口。若按平均人口密度算，這竟然相當于2008年北京城內四區的人口密度!

　　人口的大量集聚，迫使我們不斷地向自然伸手。對自然的無度開發則換來自然的無情報復。

　　舟曲的無奈，其實正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面臨困境的一個縮影。

　　中國陸地國土面積世界第三，但真正適宜人居住和發展的地方并不寬裕。按照中國自然資源承載力的研究，合理的人口承載力為9.5億人，我們的實際人口數字顯然大大超出這個極限，自然資源與環境的壓力顯然也隨之超出極限。

　　在河道兩側低洼地區設立蓄滯洪區，區內不允許人居住，一旦江河洪水超過一定水位，便開閘泄洪減壓，這是世界公認的防洪有效手段。在日本，一旦洪水超過規定水位，管理員不需要任何指令，即可開閘向蓄滯洪區內放水。而在中國，要想泄洪，絕非易事，甚至要付出極大代價!

　　因為，在近百處主要江河流域的國家級蓄滯洪區中，總居住人口高達l600萬人l l600萬人，相當于丹麥和比利時這兩個歐洲國家的人口總和!

　　我國有24萬處地質災害隱患點，尤其是向青藏高原過渡的一些西部省區較為突出。這些隱患點，影響著3500多萬人。

　　在這種其他國家都沒有遇到的困境和無奈中，在頻發的自然災害面前，如何讓步履匆匆的發展腳步與自然生態環境相協調，走出一條科學發展之路，顯然是我們必須思考的重大課題。 西方工業文明無不重復著這樣一條規律：在創造巨大物質財富的同時，也重創了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

　　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聯合國教科文國際泥沙中心顧問委員會主席王兆印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德國萊茵河是一條彎曲的河流，十九世紀“裁彎取直”后，縮短l00公里，沖刷劇烈，航道破壞，地下水位下降。現在，一些德國工程師想把河道變彎曲一些，然而已不可能——萊茵河畔已布滿建筑。

　　中國作為一個現代化的追趕者，資源稀缺、生態脆弱、人口眾多，不可能也不允許復制西方工業文明的模板。這就需要我們在人與自然的平衡上投入更多的智慧和思考。

　　“多難興邦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敕慎也。”唐代陸贄《論敘遷幸之由狀》中的這句話，對多難興邦作出了令人警醒的闡釋。

　　然而，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告訴我們，興邦還是衰邦，取決于一個民族血液里流淌的堅強，取決于她在災難面前顯示的智慧，取決于她在逆境中迸發的力量。

　　站在歷史的路口回望，你會看到，大禹在洪水滔天中“身執耒臿，以為民先”的身影;沉寂月光下，張衡地動儀前緊鎖的眉頭……

　　千百年來，中華民族在與自然災害的無數次周旋中，從不缺乏智慧和力量。

　　戰國時期，有了李冰父子的引江分流，鑿巖筑壩，成就了都江堰造福百姓的不朽之作; 北宋年間，有了劉彝的潛心規劃，精心布局，創造了贛州“福壽溝”澤被后世的千年傳奇。 而今天的三峽工程便是這不朽與傳奇的延續。l998年長江大洪水最大每秒6.3萬立方米，700萬人參加抗洪;而今年長江雖然遭遇最大每秒7萬立方米的洪峰，由于三峽工程適時調蓄削減，大壩下游居民處之泰然。

　　中國人正是在自然災害的磨難中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明。

　　站在歷史的路口回望，你會看到，漫漫黃沙將幾大古老文明淹沒的過程，而中華文明卻始終一脈相承，生生不息。

　　多難興邦，特殊的地理環境造就了我們文化的特質，融人中華民族的血液之中，造就了特殊的民族文明、性格和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