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危機中，社會穩定考驗政府執政能力

　　當前，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影響日益顯現，部分企業經營困難，失業人員增加，返鄉農民工明顯增多，不穩定因素也在積聚。中國經濟能否渡過危機，不僅取決于宏觀經濟政策調整是否及時得當，而且取決于整個社會的穩定和諧。這一實踐中的難題，考驗著各級政府的執政能力。

　　2008年9月，位于江蘇省常州市武進區湖塘鎮的一家紡織公司法人代表張某因企業經營不善，拖欠業務單位材料款及銀行債務近2000萬元，拖欠近140余名工人工資100余萬元，無力償還。

　　其間，張某先后兩次將公司500萬注冊資金抽逃至個人名下，并于9月28日出逃。之后，該廠工人及業務單位150余人到廠內討說法，并到市、區政府上訪。掌握這一信息后，武進區高度重視，區法院立即查封該公司資產，司法、信訪等部門妥善做好工人的安置和教育疏導，區公安經偵部門則以涉嫌抽逃出資罪對張某上網追逃，并于10月21日將其抓獲歸案。

　　這是一起典型企業主“棄廠避債”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而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類似的事件在各地不時上演。

　　受國際金融危機和世界經濟衰退的影響，我國經濟發展遇到了嚴峻挑戰，政法維穩工作也面臨著巨大難題。記者在各地調查了解到，當前經濟發展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對社會穩定的負面傳導效應已逐步顯現，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一是企業經營困難，導致勞資、借貸等債務糾紛增多。一些企業破產倒閉，下崗職工增加，甚至出現企業主棄廠避債，引發職工上訪等新的社會不安定因素。滯留城市的農民工生活無著，給城市管理帶來新的難題，返鄉農民工失去務工機會，又會對農民增收、農村穩定帶來挑戰。

　　二是經濟領域的困難帶來新老矛盾疊加。江蘇省常州市武進區委常委、政法委書記諸志洪指出，當前形勢下，可能出現經濟領域新矛盾與老矛盾、經濟領域矛盾與其他領域矛盾相互交織影響的復雜局面。涉及農村征地、城鎮拆遷、國企改制、出租車司機等方面的信訪問題仍比較突出，非法集資、大學生就業、醫療保障等誘發矛盾的因素也在增多。特別是社會心態復雜，一些人心理失衡，偶發事件引發的直接利益和非直接利益沖突，容易對社會穩定構成危害。

　　三是社會治安的壓力增大。江蘇省南通市委政法委副書記、綜治辦主任邵懷德認為，受經濟大環境的負面影響，由經濟糾紛引發的暴力討債等案件、多發性侵財類案件以及非法集資等涉眾型經濟犯罪將更加突出，同時個人極端事件可能增加，新型犯罪、智能犯罪也將嚴重破壞社會經濟秩序，影響群眾安全感。

　　四是國家安全形勢復雜。境外反華勢力對我國社會穩定的挑戰依然嚴峻，他們會借助互聯網等先進的技術手段，攻擊抹黑我們的制度。另外，一些地方的個別事件、案件，容易被別有用心的敵對分子所利用，進行炒作擴大。

　　正是如此，各級政法維穩部門紛紛出臺應急預案和應對措施，以增強群眾安全感，保障百姓切身利益，幫助企業度過“寒冬”。

　　公安部近期派出多個督導小組奔赴各地，了解關于當地社會穩定的情況，督導維護社會穩定工作。公安部要求督導人員提高思想認識，把工作著力點更多地放在準確掌握社情民意上，密切關注企業破產倒閉、職工下崗失業、群眾生活困難等方面出現的新情況，及時了解群眾的意見、訴求并報告黨委、政府，通報有關部門，推動解決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從源頭上化解社會矛盾。

　　常州市武進區先后出臺了《關于預防和處置欠薪群體性事件的意見》和《關于妥善處理“棄廠避債”引發群體性糾紛的意見》，對全區范圍建筑、紡織等勞動密集型企業開展專項排查，了解企業經營狀況、工資支付情況等，并將拖欠數額較大的企業列入重點監控對象。還在各鎮及有關部門建立了50萬元的“欠薪應急支付保障基金”，以滿足對欠薪工人的應急支付。

　　河南省對涉及群眾利益的重大決策事項實行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制度，將風險評估作為各級黨政決策部署的一項“剛性門檻”。凡對涉及群眾利益的重大決策事項不進行信訪評估，或在信訪評估中搞形式主義、弄虛作假，造成決策失誤，引發信訪突出問題和群體性事件，給改革發展穩定造成嚴重影響的，要嚴肅追究決策單位主要負責人和相關人員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