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社科院發布的《城市藍皮書》再次談及中國城鎮化成本時指出，在2030年前，我國還有3.9億農民需要市民化，農民工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約13.1萬元，粗略計算，市民化所需公共成本約51萬億元。

　　的確，如藍皮書所言，我國城鎮化的最大障礙，表面看是戶籍制度，事實上，是“附著在戶籍制度背后大量福利因素所構成的較高成本”影響了城鎮化進度。

　　就此而言，城鎮化最大問題，首先必須解決錢從哪里來的問題，也就是未來近4億的農民成為市民以后，在住房、養老等社會福利方面的支出問題。就此而言，城鎮化是一項高成本的改革，農民變成市民，在社會福利方面的確需要大量的投入。因此，城鎮化成敗的關鍵就在于，能否設計出合理的“融資模式”，解決農民市民化的成本負擔問題。

　　但是，藍皮書在談及“市民化成本”時，卻將之界定為公共成本，意即政府在城鎮基礎設施建設、維護以及公共服務等方面所需增加的財政投入。

　　很顯然，暫且不論數字本身是否準確和科學，這種算法偷換和混淆了概念，將“市民化成本”等同于政府支出的“公共成本”，從而人為夸大了政府在城鎮化過程中的投入，除了吸引眼球效果顯著之外，筆者更擔心這種算法會對未來的城鎮化政策有誤導作用。

　　事實上，城鎮化這筆賬算起來并沒有這么簡單。李克強總理強調，城鎮化是最大的內需，這是一筆“產出”的賬，也就是從“產出”的角度而言，城鎮化對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的巨大貢獻。

　　有研究表明，城鎮化每提高1%，可替代出口10萬億。根據辜勝阻的研究，按照現有城鎮化速度，未來5年消費需求，將從2011年的16萬億提升到2016年的30萬億左右;同時，城鎮化本身也將拉動基礎設施、房地產等行業的投資需求，未來10年近4億城鎮化人口，以人均10萬元的固定資產投資標準計算，能夠增加40萬億元的投資需求。所以，如果政策得當，城鎮化在經濟增長和結構調整等方面，具有極大的“宏觀效應”，這是一筆“收入”的大賬。

　　同時，從“支出”或者成本的角度而言，城鎮化的“成本”負擔是一個共擔的機制。事實上，公共福利領域已經形成了政府、企業和個人共擔的機制。盡管過去多年，中國的城鎮化是“夾生子”城鎮化，但在養老等公共福利領域，并非一片空白，制度層面已經在逐步消除對農民工的歧視和差別待遇。由于實行“共擔機制”，政府在農民城鎮化的過程中支付的成本，遠沒有藍皮書所計算的那么夸張。特別是，我們看到，由于城市的地域差別，一些地方，公共服務領域，個人承擔的還要更多一點。

　　說到底，中國的城鎮化需要設計精巧而合理的“融資模式”，這是城鎮化成敗的關鍵，如果設計精巧，城鎮化就不會成為政府公共支出難以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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