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結語

　　中國積累多年的“寬貨幣、高利率”環境，正在緩慢地窒息著中國的經濟發展。

　　2011年初，根據中國經濟增長壓力不斷加大的現實，我曾做過一次預測，認為未來中國經濟有可能面臨巨大的系統性風險，時間大約發生在2013-2014年，或者再后延一些時間。此事過了兩年，在不知不覺中便來到了2013年，并且我國經濟真的出現了增長困難等問題，銀行業風險事件不斷爆發，不良貸款明顯反彈，商業銀行感到壓力很大。

　　其實，任何國家的經濟發展均有據可查、有規可循。目前，中國經濟增長所遇到的困難，根本問題是由于中國的“人口紅利”、“土地紅利”、“人民幣匯率紅利”等過去長期存在的比較優勢，現已基本上釋放殆盡，這使中國過去30多年來形成的外向型經濟增長模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戰。而2009及2012年過度的財政信貸刺激政策，主要依靠巨額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又使中國經濟面臨著嚴重的泡沫化問題。長期來看，簡單依靠貨幣擴張并以加大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模式不僅不可持續，而且還會帶來巨大的通貨膨脹壓力，并極大地壓縮了宏觀調控的施展空間。

　　長期以來中國在貨幣信用的管理上，存在“貨幣太松、利率過高”這樣一對看似矛盾的現象，事實上當中隱含著巨大的風險。因為正常情況下，銀根松則應當利率低，銀根緊則理應利率高，但在中國由于經濟管理體制、機制中存在的固有缺陷，卻愣是將這對看似矛盾的現象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這在經濟保持高速增長時期可能有其合理性，因為經濟增速本身便可創造出較高的經濟效益，能夠承受或覆蓋較高的利率成本。而一旦經濟增速出現大幅下降時，便立刻危機重重。因為“貨幣太松、利率過高”的環境，將會直接打擊或損害實體經濟的發展，長期來看危害極大。并且，經濟一旦出現問題，并無法承受寬松貨幣環境下的高利率時，社會資金流就極易出現普遍的斷裂現象，金融風險旋即爆發。尤其是我們目前面對的外圍國際環境，由于美聯儲結束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時限已日益迫近，其對全球貨幣環境的影響至關重要，并必將對全球金融市場造成重大沖擊。這種局面一旦形成，首當其沖受影響的正是新興國家經濟體，中國所受沖擊自然不容小覷。

　　其次反映在勞動工資的上漲上，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對日資企業在亞洲各國所進行的調查統計，2012年在中國投資的日資企業中，其人均綜合人力成本已達到6734美元，比2009年大幅上升64%;而同年越南為2602美元，孟加拉國和緬甸則只有1000美元左右。國際金融危機之后，中國勞動力等企業各類成本費用的大幅上升，已使中國漸失過去長期依賴的各種比較成本優勢，企業的競爭力明顯下降。

　　在國家長期維持這種“寬貨幣、高利率”的大環境下，少數政府融資平臺公司的融資行為，已表現出一種不計代價、不遺余力、不顧后果的瘋狂狀態。并且，政府融資平臺公司的融資行為，大部分與當地的土地生意相關，地方政府想方設法將這些過高的融資成本，通過出賣土地的方式再轉移到房地產市場上去，這就在中國出現了一種奇特現象：政府融資平臺公司、房地產市場與銀行(包括信托、租賃、擔保、金融市場等)形成了一個“鐵三角”，其中信托理財、企業債、城投債等高收益負債，大部分轉入政府融資平臺公司和房地產開發企業，近幾年出現“野蠻生長”，共同演繹了一出“高利率、高融資成本、高利潤”之“三高”演義。而這些東西本身，正是經濟泡沫化的產物。

　　總之，“貨幣太松、利率過高”這對矛盾組合的長期存在和維持，已使我國實體經濟的生產經營陷于困境，企業苦不堪言，有的則痛不欲生。若長此以往，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制造業和出口大國，將情何以堪?如果實體企業出現生存困難，那么國家整體經濟又將如何發展呢?毫無疑問，中國積累多年的“寬貨幣、高利率”環境，正在緩慢地窒息著中國的經濟發展;同時，積累起來的巨大系統性風險，也正在向我們一步步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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