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我曾寫下《中國呼喚教育家》的文章，當時膚淺地分析了中國當代教育家稀缺的原因，是中國缺乏產生教育家的土壤。這個“土壤”，是寬容個性，鼓勵創新的環境，或者更直接地說，就是要給教育者以思想自由和創造天空。十多年過去了，在我看來，誕生教育家的“土壤”并未有太大改觀，但眼前分明遍地“教育家” 了。

　　一個教育者稍微有點名氣，比如寫了幾本書，做了幾十場報告，馬上就有人介紹：“這是著名教育家誰誰誰”。如果他是知名學校的校長，那教育家的稱號會狠狠砸在他頭上，想躲都躲不掉。一個不知從何而來的機構，曾經連續搞了好幾屆“中國教育家大會”，據說幾百上千的“教育家”們濟濟一堂。我的天!難道中國當今果真已經遍地“教育家”?

　　曾不止一次聽到我尊重的教育專家和德高望重的教育前輩說：“現在，有人唱幾首歌就成了歌唱家，辦了個廠就被叫做企業家……我們教育界為什么就不能理直氣壯地推出我們的教育家呢?為什么要忌諱‘教育家’這個稱呼呢?我們不能自己看輕自己!”我非常理解這些教育大家對推進中國教育事業發展的真誠情感和迫切愿望，但我還是要說，不能因為別人“唱幾首歌就成了歌唱家，辦了個廠就被叫做企業家”，我們也如此淺薄，對辦了所學校或出了幾本書的人就稱做“教育家”。一個國家最根本的希望和所有事業興旺發達的可持續動力在教育，因此“教育家”的標準或者說門檻，理所當然要比其他“家”要高一些。

　　我認為教育家應該具備四個條件：有超越世俗的高遠的追求、有屬于自己的富有創見的教育思想、有長期的第一線教育實踐、有百科全書式的學識素養。對比一下，我們現在這樣的教育家究竟有多少?在這個浮躁而功利的社會，包括我在內的很多教育者，是很難有超越世俗的高遠追求的。我們現在還缺少足夠的思想自由，所以也很難有真正充滿個性富有創見的教育思想。長期身處一線的教育者倒不少，但僅僅有這一點顯然不能說是教育家。

　　我特別想到蔡元培。他的教育思想，不但改造了北京大學，而且催生了改造中國的思想搖籃，從后來中國的發展看，說“沒有蔡元培就沒有新中國”，有一定道理。

　　也許有人會說：“你動輒就拿蔡元培這樣的大教育家做參照，是不妥的。教育家也分不同層次嘛!”我同意教育家有“大教育家”和“普通教育家”之分。但無論是在哪個層次說教育家，有追求、有思想、有實踐、有學問這“四有”標準恐怕缺一不可吧?再以“學問”而論，不能達到蔡元培的高度，至少應該博覽群書因而有書卷氣吧?但現在，我看好多校長更像商人或老板，而不是學者。學者當然不一定是教育家，但教育家絕對應該是學者。那么，現在的中國基礎教育界，真正的學者又有多少呢?

　　近年來，一些地方的教育行政部門，推出了類似“教育家培養工程”之類的項目，投入大量經費，遴選對象，確定人選，定點培養，定期考核，宣傳推廣，出版專著……應該充分肯定的是，教育行政部門的良好初衷是可貴的，而且圍繞“培養教育家”這個目標的不少舉措，也是值得稱道的。由過去簡單地抓升學率，到現在培養教育家，這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但是，不能因此就認為教育家能夠通過類似“工程”成批地“打造”出來。教育家更多的是在自己持之以恒的實踐與反思中成長起來的，是一種社會的公認，不是誰“任命”的，不是誰刻意“培養“出來的，更不是“自封”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與其通過各種工程“培養”教育家，不如為教育家成長提供良好的服務。

　　其實，要讓更多未來的教育家健康成長，還有比投入巨額經費提供物質條件更重要的“服務”，那就是為一切有教育家追求的教育者以寬松的土壤、自由的氣息和創造的天空。為什么在20世紀上半葉，中國能夠誕生教育家群體?原因很多，但在我看來，“思想自由”是第一原因。

　　教育家無一不是心靈自由的人，培育教育家就應該尊重教育者的心靈自由。創造性總是與個性相聯系，沒有個性，就絕對沒有創造性。當然，尊重個性，并不是取消統一的教育指導思想——無論是“三個面向”教育方向，還是“四有新人”教育使命，都是我們教育者應該遵循的指南。但任何高屋建瓴的宏觀決策，都不能取代千千萬萬第一線的教師富有創造性的實踐;而凡是具有創造性實踐精神與能力的教育者往往都是個性鮮明的人，他們有自己“標新立意”的思想，有自己“與眾不同”的做法。如果我們扼殺了教育者的個性，也就扼殺了教育者成長為教育家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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