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2013年，霧霾天氣肆虐全國，創下世界霧霾面積之最，平均霧霾天數也創下歷史新高。隨著公眾認知水平的提高，霧霾已經成為誰也無法擺脫的“公敵”：經過30多年的高速發展，在GDP數字不斷翻番的同時，我們也造就了“生態赤字”和“健康赤字”，現在到了不得不加以治理的階段，否則將引發更大規模的生態危機。

　　一份名叫《邁向環境可持續的未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環境分析》報告顯示，中國最大的500個城市中，只有不到1%達到了世界衛生組織推薦的空氣質量標準;世界上污染最嚴重的10個城市之中，有7個在中國。面對著霧霾籠罩下的大地，人們不禁要問，人類生活環境惡化了，還要經濟發展何用?面對霧霾常態化的趨勢，部分媒體挖掘出了其中的“正能量”——“讓中國人更團結、更平等、更清醒、更幽默、長知識”，“在戰場上，霧霾有利于防守方的軍事行動”。這或許是一種樂觀主義態度體現，但可以肯定，大多數人看到想到的更多是其巨大的破壞性。

　　應該說，大家都認識到了治理大氣污染的緊迫性，但僅有這些遠遠不夠。深究一下霧霾的根源，天災與人禍相比，人禍應多一些。雖然黨中央一再強調官員要樹立正確的政績觀，但是有些官員仍然將其拋之腦后，我行我素，一意孤行。一些官員盲目崇拜GDP，只顧眼前利益，一味追求看得見的政績，將先發展后治理奉為真理，一些地方政府無視科學發展觀，不愿做打基礎利長遠的事，結果欠下一大堆環境債。思想決定行為，有什么樣的政績觀，就有什么樣的行動。

　　霧霾可怕，更可怕的是腦子被霧霾蒙罩，唯利、唯上，導致政績觀扭曲。在長期的“以GDP論英雄”的政績觀中，以犧牲環境的代價來“撈取”政績的現象屢見不鮮，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正確地處理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關系，必要時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從源頭上減少對環境的破壞。問題還在于，GDP崇拜雖然屢屢遭到輿論批評，但官員績效考評卻沒有根本性改變，地方政府仍難走出“唯GDP論”這一怪圈。對于地方官員來說，他們主要關心的是政績，考察政績的主要依據是GDP，這種模式導致了不計成本地發展，后果是生態環境遭到了破壞。在資本與權力的支配下，偶爾爆發的環境危機，也是不痛不癢地進行處理。能夠隱瞞的就通過各種途徑隱瞞，實在不能隱瞞的就找幾個“替罪羊”回應一下公眾情緒。就這樣，環境債越積越多，最后“霾行天下”積重難返。

　　先治治腦子里的“霧霾”，把扭曲的發展觀、錯位的政績觀徹底轉變過來，乃是當務之急。要建設美麗中國，最根本的仍需政府帶頭，從嚴治吏。要強化對“一把手”的環境責任考核，真正實現一票否決，加大環境違法處罰力度，直至追究刑責。讓人滿懷期待的是，中組部日前印發通知，要求改進地方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政績考核工作，明確表示選人用人不以地區生產總值及增長率論英雄。生命終究難舍藍藍的白云天，為了子孫后代，但愿GDP崇拜能夠真正被清除，但愿扭曲的政績觀能隨霧霾一同散去。

　　當然，治理霧霾更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你我他”都不應該置身事外。英國著名社會學家、政治學家安東尼·吉登斯提出的“吉登斯悖論”，指出了一個不容忽視的現實問題：污染盡管看起來很可怕，但許多人不愿意行動起來。比如，雖然霧霾天氣越來越嚴重，但街上跑的SUV越來越多。因此，作為個體的我們，在要求政府、企業有效作為的同時，也需要扭轉固有的生存觀，履行好自己的環保責任，真正把崇尚“低碳、綠色、環保”變成一種行動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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