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一說到“企業的社會責任”，有的企業家就說，我吸納了多少多少勞動力，似乎這就是盡了企業的社會責任。問題是還有沒有別的社會責任?比如參與第三次分配就是社會責任。分配有三個層次：一次分配是對國家納稅，對職工發工資;二次分配是政府收了稅以后，拿出一部分用于社會事業，包括救助：三次分配是民間捐贈。我國在捐贈上比從前有很大發展，在2008年初夏的抗震救災中，各地、各界踴躍捐款，就是對社會責任的檢閱，也是開展社會責任教育的大課堂。但是，如果拿以前的情況橫向比一比，可以看出，我們第三次分配的格局尚未形成。在一些發達國家.慈善事業等的第三次分配總量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一5%，而在我國現在只占到0.1%，而這0.1%中的80%還是來源于海外。這清楚地表明我們的企業家是“為富‘少捐…或“為富‘不捐”’了。這怎么能說明中國企業家已經充分盡到了企業的社會責任呢?不僅是第三次分配，就連第一次分配，中國的企業家也做得很不像樣子。中國10%的富人的收入占全體國民收入的比重比美國等國高得多。美國10%的富人所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占全部個人所得稅的80%，我國10%的富人的所得稅遠遠不到80%。有人保守地估計，2004年.我國稅收流失額至少為4500億元，稅收流失率在15%左右。因此，組織、協調、管理好分配的三個層次，也是作為民主政府、服務型政府、責任型政府最重要的職責之一。

　　8.在民主政治下，由選舉和任命產生的官員必須對人民負責。他們必須為其言論和行為承擔責任。問責是由授權產生的：人民給政府授權，政府給官員授權，官員對人民及其政府負責，政府則通過官員對人民負責。所以，問責制度的全部正當性是基于“權為民所授”。

　　憲政體制下的責任政府的首要責任就是：對其所做的一切，即與國家相關發生的一切，向公眾有所交代。2003年突如其來的非典危機，給人們帶來了許多深層的理性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問責制的啟動，成為中國戰勝非典危機的轉折點。在非典肆虐時期，包括前衛生部部長張文康、前北京市市長孟學農兩名省部級高官在內的上千名各級政府官員，因隱瞞疫情或防治不力而被查處，這是新中國歷史上首次在突發災害事件中，短時間內就同一問題連續地、大范圍地追究官員責任。戰勝非典危機之后，我國從中央到地方開始加快推進政府問責制的制度化建設。

　　溫家寶總理在履新之日就已宣示，本屆政府將從建立科學民主決策機制、依法行政和民主監督三方面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他的首份施政報告以罕見的篇幅闡述政府改革，其中對“監督”和“責任”的強調尤為突出。溫家寶在報告中重申，“政府的一切權力都是人民賦予的”，“只有人民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會懈怠”：并且明確指出，政府工作“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侵權要賠償”。針對重特大安全事故頻發的嚴峻形勢，溫家寶又明確提出“四不放過”的事故處置原則，即“事故原因不查清不放過，事故責任者得不到處理不放過，整改措施不落實不放過，教訓不吸取不放過”。這無疑是中央政府要厲行責任追究的強烈信號。同時也表明，“問責制政府”的理念正在中國的政治和政府管理改革中積極推行。

　　與此同時.地方政府也加快了建立問責制度的步伐。去年下半年，四川省政府公布的官員引咎辭職的規定引起了廣泛關注。今年以來，武漢市根據年初省人大提出的實施行政過錯責任追究制度，已查處行政“不作為、亂作為”案件96起，處分黨員干部83人，其中38人受到黨紀處理，70人受到政紀處理，4人被追究刑事責任。與此同時，湖南省長沙市、安徽省淮南市以及深圳特區等地也開始實施行政問責;而一些尚未實施行政問責制的地區官員也從中受到警示。目前，國家監察部正在擬訂一個對違法違紀者給予政紀黨紀處分的量級法規。

　　在學術界和社團組織中，建立問責制政府的呼聲更是日益高漲。

　　繼國務院批準中石油總經理馬富才引咎辭職后，北京市和吉林省也分別批準在密云縣迎春燈會特大傷亡事故、吉林市中百商廈特大火災事故中分別負有重要領導責任的密云縣縣長張文、吉林市市長剛占標引咎辭職。

　　實行引咎辭職制度，是推行依法行政、建立責任政府的需要。政府的一切權力來自于人民，領導干部行使的每一項權力背后，都連帶著一份沉甸甸的責任。發生涉及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的重大事故，身為安全生產第一責任人的領導干部，當然應該站出來承擔責任。

　　馬富才、張文、剛占標的引咎辭職表明，身為領導干部，決不是為了做官，而要切實承擔為黨、為人民服務的責任;他們有責任為人民群眾做事。也有責任承擔發生特大事故的處罰。那種出了惡性事故無人負責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9.有錯無為都是過，是過就應受追究。2009年2月1日是春節后上班第一天，山東省蓬萊市市委、市政府研究出臺的《蓬萊市領導干部及工作人員有錯無為問責暫行辦法》正式對外公布施行。聞之，令人耳目一新。有錯就是過，應該受到責任追究，這是大家都能接受的現實。可是，“無為也是過”并受到問責追究卻是新鮮事。

　　長期以來，在一些地方，在我們的一些領導干部和和工作人員中總是存在一種慣性或惰性思維：為官者只要不犯錯誤就是好官。因此在我們的干部隊伍中總是存在抱著“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工作態度的一些官員。他們在其位不謀其政，渾渾噩噩地過日子。從過去的“一杯茶一支煙，一張報紙看半天”，到如今用上班時間在網上聊天、玩游戲、下棋、“斗地主”。更有甚者，抱著“重視就是開會，檢查就是喝醉”的觀念“工作”，在吃喝玩樂、游山玩水中消磨時光。

　　在普通老百姓看來，這些人身在其位不履職、不盡責，不為群眾辦實事、謀福祉。這樣的人對領導隊伍重要作用的發揮有著毀滅性的破壞。

　　無為即是有過!無為是在誤人、誤事、誤國，與執政為民的宗旨背道而馳。與黨和人民的要求和希望相去甚遠。把那些只拿俸祿不干實事、工作不作為的人撤下來進行追究問責，同時起用那些能擔當重任的干部，這不僅是轉變機關職能、改進干部作風、提高辦事效率的切實要求，也符合是人民群眾的期待。蓬萊市的“問責辦法”還賦予了“群眾第一話語權”，通過公民投訴、舉報、“網上民聲”和人大、政協監督，媒體曝光問責等程序，問責“無為”者，這種辦法，很值得仿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