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16時45分許,北京市朝陽區大悅城東側,一男子持刀將兩名行人砍死,其中一行人為外籍人士。17時20分許,男子被控制。北京警方通過官方微博通報稱,嫌疑人27歲,為山東省沂水縣人,有精神病。警方正進一步開展工作,并向當地公安機關核查(7月18日《新京報》)。

　　這樣一起血淋淋的慘案發生在北京繁華鬧市區的街頭,令人震驚,應該也是兩位受害人萬萬沒有想到的,在為逝者痛惜與哀悼的同時,也讓人想起了發生在北京的另一起案件。一個多月前,在廣渠門也發生了一起類似的案件,一位心理異常者突然沖到大街上對途經的無辜路人痛下殺手,多人因此受害。

　　這些突發的公共安全事件,為我們所生活的城市蒙上一層沉重的陰影,我們的城市是如此的強大,卻也是如此的脆弱,在人流如織的大街上任何一個人的心理異動都可能成為公共安全潛在的隱患。官方統計數字顯示,目前我國各類精神疾病患者人數已經超過1億人,重性精神病患者人數已超過1600萬。對如此龐大的群體我們的社會管理是否有足夠有效的手段呢?

　　2012年10月,在輿論的千呼萬喚聲中,全國人大審議通過了精神衛生法,此法被認為是我國精神衛生管理進入有法可依時代的標志。但不得不承認的是,這部法律的出臺與時下“被精神病”問題突出有關,如何防止正常人“被精神病”成為輿論關注此部法律的一個重要焦點。但其實精神衛生法的重要價值還在于依法加強對嚴重精神病患者,特別是易肇事肇禍的精神病人的管理,減少和杜絕各類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發生。

　　精神衛生法規定,精神障礙者的住院治療實行自愿原則,以避免“被精神病”,但同時也規定,對“已經發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險的”,應當對其實施住院治療。此種情況下,監護人阻礙實施住院治療或者患者擅自脫離住院治療的,可以由公安機關協助醫療機構采取措施對患者實施住院治療。

　　從法律規定來看,對于重性精神病患者的強制就醫,政府責任很重。但是由于精神衛生法作為上位法規定比較原則,具體的實施細則還需要衛生部門和各地各級政府進一步細化。事實上,進入2013年以來,廣東等一些地方已經開始了精神衛生法實施細則的制定工作。各地的實施細則應該依據精神衛生法的基本原則和相關規定,從規范政府“強制送醫”,落實政府對嚴重精神病患者的管理責任入手,在不失控、不越位的前提下,讓精神衛生法在各地更有可操作性,成為有效的法律。

　　對于精神病患者來說,家庭固然有第一監護責任,但對那些重性精神病患者很多家庭其實是無力承擔起監護職責的。特別是在一些偏遠的農村,一些家庭因為貧困等原因,要么對精神病患者放任不管,要么就采用毆打捆綁關押等非人道的形式,不但起不到監護的效果,更涉嫌侵犯精神病患者的合法權益。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理應承擔起法律規定的責任。

　　對重性精神病患者基層政府的管理是第一位的,基層政府必須做到的是對易肇事肇禍的精神病患者要底數清、情況明,要經常了解他們的生活和治療情況,既要在生活上關心他們,又要及時發現問題,及時送診就醫。

　　北京大悅城突然出現的這個暴力型精神病患者,是否當地政府也負有管理不當的責任,還需要進一步的調查結論,但是此事確實給各級政府提了個醒,公共安全無小事。我們的社會就像一根鏈條,任何一環上的失職和斷裂都會給其他管理環節帶來致命的損失。

　　在精神衛生法出臺前,輿論強烈呼吁法律的出臺,但是法律出臺了并不就意味著完事大吉、高枕無憂,輿論還得關心它是否真的落實了,各地的實施細則如何規定,何時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