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國慶長假期間房地產市場價格的報復性增長為標志，接連幾個月，中國幾乎所有一線城市和部分二線城市的房地產價格顯然已經掙脫了政府調控的韁繩，似野馬般地狂飆起來。由北京領跑，上海、廣州、深圳等一線城市緊跟其后，一些二線城市趁機蹚水，把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攪得風起云涌，撼人心弦。而國家統計機構的相關數據，則不過以更加正式的說法宣告了房地產調控政策的失效。

　　有關房地產市場調控的政策頒布了多少次“史上最嚴厲”、多少個“國多少條”，在房地產市場的洶涌大潮中幾乎全都打了水漂。房地產調控政策的失效說明了什么?

　　誰都知道，中國的市場雖發育30余載，但成熟度并不高。然而，即便如此，政府的角色轉換也并沒有到位。這就是說，在市場環境下，政府何以自處的問題仍然沒有解決。直到當下，中國的經濟發展仍然是政府主導型，仍然是以政府說了算的投資為主要拉動力量，市場發育停滯在“市場之手”短小、“市長之手”粗大的階段。因此，作為一體兩面的另一面，每當發展有問題、增長有障礙、市場有波折時，政府總要習慣性地伸出大手來作用一番。

　　當然，即使是在成熟的市場上，“市長之手”也仍有作用的必要。問題是“市長之手”作用于市場的空間有多大、以什么方式作用于市場。以當今中國一二線城市的中產階層的收入，與這些城市的房地產價格之比這個衡量房地產市場價格高低的“絕對標準”來看，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價格毫無疑問是處在畸高狀態。一個收入中上的家庭，夫妻兩人為一套平均標準且產權只有70年的房子忙活一輩子，如此價格體系所折射出的經濟結構，無論如何是存在嚴重問題的。

　　也許正是依據常識，中央政府才出手想要勒住房地產價格的韁繩。但是，在市場上，政府的強硬性行政手段只能作用于一時，而斷不會持續于長久。勒住韁繩所應得的喘息之機，只是為下一步的結構性調整贏得緩沖的時間。這里所謂調結構，就是放開壟斷，把其他賺錢的領域向所有資本開放，讓那些不得不集中在房地產領域中的逐利資本分散至其他行業領域。而放開壟斷，就要打破現有的利益格局，破拆那些與壟斷配套的利益輸送渠道。如果在這方面無所事事，那么，結果就必然是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效力的遞減乃至失敗。

　　房地產調控政策的失效，還向人們展示了當今房地產既得利益者的強大勢力。這些既得利益者，當然不完全是逐利的房地產商。這一點，從各地新近 “地王”的產生及其實際得利者，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助生“地王”的過程中，一些急功近利的地方政府正是房地產市場“調控—報復性反彈”游戲的最大獲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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