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嘉禾事件的社會反思

    通過對原嘉禾縣委書記的獨白，我們對嘉禾拆遷事件進行了反思，真可謂痛定思痛。

    但是，作為一個社會事件，這件事情為什么會發生？為什么沒有中途阻止？全國類似事件為什么層出不窮？這才是我們社會的痛，我們社會應該從制度的角度進行反思。

    思痛之一政府拆遷的權力為何不受限制？

    國家土地法、國務院拆遷條例在保護被拆遷人的權利問題上，存在嚴重的缺陷。比如土地法規定各級政府可以審批多少畝的土地，每畝土地應該怎樣補償。但是，土地上的居民或者農民不同意怎么辦，他們對土地是有權利的，在征地或者拆遷中，他們是平等一方當事人，他們有同意的自由，也有不同意的自由，他們要衡量自身的利益和得失。

    但是，土地法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國務院拆遷條例也對此未加充分重視。制止違法行政行為的最有效的方式是行政行為相對人（受管理人）對行政機關的監督，但是，由于法律本身的問題，被拆遷人法律地位受到限制。

    最近，國務院鑒于各地拆遷征地過程中問題的嚴重性，出臺了嚴格控制拆遷規模的措施。這對緩解拆遷征地矛盾是有益的，但是，只有修改相關法規，賦予土地使用人和所有人應有的權利，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矛盾。

    思痛之二司法機關為何不對行政權力進行監督、反而成為暴力工具？

    我們不提倡三權分立，但是我們深刻地認識到，沒有監督的權力會導致腐敗和暴政。司法的監督，是促使國家機關依法行政的重要保證。在嘉禾拆遷事件中，權力過于集中，導致司法監督失靈。如果有司法機關對行政機關的行為提出干預，事情就不至于發展到后來的結果。

    但是，從有關報道我們可以看出，整個事件中，司法機關不僅沒有起到制約行政權力的作用，反而成了行政力量的羽翼和暴力工具，“該抓的抓，該判的判”。司法監督的作用完全失靈并產生了扭曲，導致行政權力的愈加強大和狂妄。這種現象在沈陽拆遷事件、福建拆遷事件以及其他百姓與當地政府對立的事件中，都如出一轍。

    根據我國憲法的規定，司法權是獨立于行政權的，但是，由于權力過于集中，導致司法獨立受到破壞。在嘉禾拆遷事件中，縣政法委書記表現很是活躍。公檢法是受政法委領導的，公檢法的領導有政法委任免，既然政法委書記都要加大拆遷力度，公檢法各部門怎么能獨立行使司法監督權呢？

    根據權威理論，司法的獨立需要組織機構的獨立，也需要人事權的獨立和財政權的獨立，目前這兩項權利都在行政部門的手里，想要司法獨立，做到司法對行政的監督和制約，緣木求魚。

    思痛之三百姓父母官為何不顧百姓死活？

    我們常常教育干部要加強與群眾的血肉聯系，要眼睛向下，不唯上。但是“密切聯系領導”卻成了很多人為官的基本常識，因為上級才是決定自己命運的判官，老百姓高興不高興，滿意不滿意，不太重要。這導致很多關于漠視群眾疾苦，關心上級冷暖。這是否表明我們的干部任用制度存在著促使干部脫離群眾的誘因呢？

    用高尚的道德要求領導干部，用科學的制度約束行政權力，讓公民能夠直接地監督官員，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政府與群眾對立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