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湘潭縣的徐韜、江蘇揚州市的袁慧中、貴州安順市的侯軻、江蘇泰州市的孫靚靚、甘肅武威市的焦三牛、湖南衡陽市雁峰區的朱松泉、湖南醴陵市的易翔、甘肅武威市的康石、山東濟寧市的張輝，他們原本是分散在全國不同地方的“80后”，因為“火箭提拔”在最近兩年里引來持續關注。他們還有一個共同的標簽——選調生。

　　從這9個人擴展到全國來看，從1980年開始，經歷33年，選調生已經是一個13萬人的群體。雖然他們一開始都被安排到基層，但目標是“培養黨政后備干部”。

　　應屆畢業生用半年時間成為副縣級干部，這是普通公務員[微博]想都不敢想的，但很多選調生卻實現了。因為是選調生，他們的提拔反而不違規。這時，就會引發更多人的關注和追問：選調生的管理制度是什么樣的?他們是一種什么樣的職業狀態?

　　為能夠解碼選調生，本刊通過對不同省市的調查和采訪，圍繞選調生的群體特征、職業狀態和管理制度等層面，為選調生群體畫了一幅素描。

　　什么樣的群體?

　　7月3日，常州市人大常委會任命費高云為常州市代市長，1971年出生的費高云，將會是江蘇省第一位“70后”省轄市市長。他是1993年江蘇省選調生，起步于鄉鎮團委副書記，在20年時間里，先后在邗江、儀征、南通、常州4地擔任過16個職位。作為江蘇省選調生的優秀代表，費高云曾被邀請到江蘇省委黨校為年輕選調生做報告。

　　按照選調生的制度設計，費高云是從選調生隊伍中培養的一個人才。“選調生工作的重點就是培養黨政后備干部。在2000年1月，又增加了一項，為縣級以上黨政機關培養高素質的工作人員。”一直在進行選調生研究的廣西2003年選調生肖桂國告訴《決策》。這意味著選調生一開始就是組織部的后備干部，而且未來發展是縣級以上的。這就與大學生村官、“三支一扶”和普通公務員等，有了制度性的差別。

　　那么，選調生是一個怎樣的群體?

　　從人數規模上來看，最早的一批選調生產生在1965年，后因“文革”中斷。從1980年重新啟動到1986年再次中斷，全國共選調12700名大學畢業生到基層工作。

　　從1999年10月全面恢復選調生工作以來的10多年里，人數規模持續擴大。在安徽，從1999年開始，每年選調50名左右優秀應屆大學畢業生到基層工作。2004年增加到115人，此后每年人數都在增加。從1999年到2013年，安徽省15批次選調生共3800多人。

　　根據2005年以后的招錄公告統計，2005年到2012年，全國各地選調生的人數逐年上升，僅在2011年一年就選調了1萬多人。

　　從不同省份來看，從2005年到2012年，四川省選調人數最多，超過9000人。其次是山東省，有7000多人。接下來是湖北省，有6725人。

　　初步統計，從1980年到2004年，全國有6萬多名選調生遍布大江南北。按照選調生的制度設計，他們的第一站都是下到鄉鎮基層。

　　與土生土長的當地干部相比，選調生是“空降兵”。他們一般會在實際工作中分化成四種不同的類型：積極進取型、滿足現狀型、無所作為型，還有一部分就是另辟蹊徑型，他們選擇離開選調生隊伍，從事其他職業。

　　圍繞選調生的未來職業走向，85%的受調查者表示要在基層踏實做事、謙虛勤懇。另據《當代貴州》雜志在2008年采訪的30名選調生發現，有12人表示如果不能去縣城工作，會繼續留在鄉鎮;有8人認為“兩年后如果不滿意現在的工作，會去考研或從事別的行業”;有10人希望能到縣城或省城工作。同時，16%的人希望工作一年后能到上一級黨政機關工作。實際上，選調生通過借調、掛職和正式調入等方式進入上一級黨政機關的比例，還是比較高的。

　　理論上說，一名政府公職人員從大學本科畢業到考取公務員，再到晉升鄉鎮或縣直機關科級正職，最快可在28歲完成。但在多名接受采訪的基層選調生看來，這種人生跳躍可謂鳳毛麟角。在一個中等縣，正科級官員超過百人，正科實職的官員不超過50人。

　　因此，破格提拔便成為選調生都希望的一條快捷通道，但近兩年發生的一些“火箭提升”事件異化了這一途徑。《人民日報》曾聯合人民網進行的一次問卷調查結果顯示，58%的接受調查者擔心被提拔的年輕干部身后有背景，選拔任用不透明。僅2012年至2013年這段時間內，連續多起有著“官二代”背景的年輕選調生被曝光，輿論質疑之聲不斷。

　　但少數選調生的違規提拔，不能掩蓋整體的成長。“縮短成長期、提高成才率”，是選調生制度中的一條核心內容，他們在成才率上會是什么狀況?

　　成才率是多少?

　　“工作環境好，不見得能力提高快，環境差更能鍛煉人，更能很快提高自己的綜合素質。”工作在貴州省安龍縣德臥鎮的選調生馬曉龍說。貴州省的調查顯示，70%的接受調查者支持馬曉龍的觀點。有76.3%的人認為，成長成才與選調生經歷密切相關;另外有79%的人認為，基層工作鍛煉使自己增強了能力。

　　另據肖桂國提供的材料，截止到2004年，對20個省的選調生調查統計，選調生中有6800多名進入縣處級以上領導班子，有420名進入地廳級以上領導班子，有7名進入省部級領導班子。根據此調查計算，成才率是11%。

　　具體到不同的省市縣，會更有說服力。

　　首先從兩個選調生工作持續開展的省份四川、河南來分析。從1983年到2006年，四川23年選拔了6000多名選調生，成長為縣委書記和縣長的有30多個，一共產生了400多名縣處級干部和800多名科級干部。其中縣處級干部占全部選調生的比例是6%。河南省從1981年開始選調生工作，不間斷進行了20多年，截止2004年底，河南省市兩級組織選調生3866人。走上副省級領導干部的1人，廳級領導干部的32人，縣處級干部365人。縣處級干部占選調生總人數的比例是9%。

　　其次從市縣兩級來看。在山東省濰坊市，從1980年到2007年，全市共有526名選調生工作，從中產生縣處級以上干部28人，科級干部159名。縣處級以上干部占全部選調生的比例為5.3%。在湖北省浠水縣，從1995年到2007年，共有32名選調生派到浠水縣工作，有3人成長為縣處級干部，10人擔任科級干部。擔任縣處級干部的比例是9%。

　　通過以上對全國、省、市、縣四級的梳理統計可以發現，選調生中成長為縣處級以上干部的比例，基本上都保持在5%-10%之間。

　　對選調生來說，他們的成長都會經歷一個“梯次漸進”、成長與成熟相互交叉的上升過程，并伴隨著多次的學習培訓、借調和多崗位的循環反復環節。

　　成長中的選調生一般都會經歷基層鍛煉、掛職、借調、輪崗等交流鍛煉，所以說，“在選調生的培養上，首先必須搶占時間和空間制高點，早發現素質高的早培養;其次是搶占培養和管理的制高點，避免形式化、功利化，激發選調生的內在成長動力。”肖桂國告訴《決策》。

　　調查顯示，有98%的人希望在基層工作期間，可以多些培訓和學習的機會，進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能力。比如早在2001年，濰坊市就推薦4名擔任縣市區長助理的選調生赴德國進行三個月的國際經濟管理知識培訓。

　　說到選調生培訓，最值得關注的是中央黨校2002年開始舉辦的選調生培訓班。在第一期培訓班中，共有69名學員，其中61名地廳級領導，8名縣處級領導;年齡最大的48歲，最小的36歲，平均年齡41歲，是當年中央黨校所有培訓班中平均年齡最小的。孝感市委書記陶宏、煙臺市委書記張江汀、煙臺市市長王良等人，都是這個培訓班的學員。

　　“理想是蛋，現實是石頭”

　　“一切的未知都被生活加上了最好的注腳。無論曾經對生活勾畫過多么美好的藍圖，現在的生活環境都與之相去甚遠。我最終成為一名偏遠山區的選調生，走進了這個聽起來很‘華麗’而實際上難以言說的官場。我是否真的還記得自己是從哪里來?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四川省2011年選調生、工作在涼山州美姑縣的毛冬梅在經歷選調生活6個月后，寫下了這段話。

　　雖然選調生戴著“培養黨政后備干部”的光環走向基層，但從中還是流露出生活的苦澀。這在選調生中不是個案。

　　廣西2007年選調生、現任百色市田陽縣婦聯副主席張星回憶說：“從北京到南寧，從南寧到百色，從百色到田陽，每走一步，心涼一截。”與張星有著類似感受的人有很多，清華大學畢業生、甘肅2011年選調生蔡程程就是一位。

　　在前往工作地甘肅武威市之前，蔡程程有很多心理準備，但當她坐了七八個小時汽車，一路顛簸滿身塵土來到武威時，東部與西部巨大的反差還是讓她流淚了。“為什么選擇西部?”這是包括蔡程程在內的每個清華選調生都曾經歷過的選擇和追問。

　　因此，如何盡快實現從“學生”到“公務員”的轉變，在復雜的基層成長，是每位選調生必須經歷的“蛻變”，是擺在選調生面前的一道難題。貴州省普安縣江西坡鎮黨委副書記馮全軍說，選調生大多是從繁華的城市來到鄉鎮，這會讓剛來的他們覺得有很多委屈和無奈。

　　對于這種現象，湖北省仙桃市委組織部部長夏錫璠分析認為，指導思想決定心態。選調生如果認為自己屬于特殊群體，就一定想得到特殊收獲;當你沒有得到特殊收獲時，心理就會失衡;心理失衡，工作狀態就變差;工作狀態一變差，到哪里都工作不好。這種關系是連環的，是相互延伸的。貴州省對85位選調生的調查顯示，有22%的選調生對工作環境曾感到過失落。但從調查來看，只有8%的人認為，工作環境差會影響工作狀態。

　　本刊記者通過梳理實名制選調生QQ群和采訪發現，當選調生遭遇成長“天花板”時，他們普遍存在三種心態，即急功近利、憤世嫉俗、過于理想化。一份針對某省368名選調生心理困境的調查顯示，41%的選調生最關心的是上升空間;28.5%的選調生表示，他們的最大心理壓力和困境是對前途的迷茫和擔憂。

　　QQ群里對提拔的討論，也反映出選調生對提拔制度的渴望和不滿。不少選調生對焦三牛等“火箭升遷”的年輕干部尤為關注。急功近利、過于理想化的心態還造成選調生在基層坐不定、呆不住。有選調生表示，一些人短期內看不到提拔的希望，就花費大量時間在準備考研、考國家公務員、聯系調動等出路上。

　　毛冬梅曾這樣感慨說：“現實是個石頭，理想是個蛋。當理想被現實擊碎的時候，我們總是希望抓住一切能抓住的機會去嘗試。”當他們青春的年輪經歷基層歲月的打磨后，留下的是對理想和未來更平實的解讀。

　　面對理想與現實、扎根與外調的多重選擇，一位西部選調生這樣說：“關上一道門的同時，肯定會打開一扇窗。”

　　延伸閱讀

　　選調生工作的3個階段

　　探索階段

　　(1980年——1985年)

　　選調生工作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65年，后因“文革”被迫中斷。“文革”結束后百廢待興，中組部設立青年干部局，選調生制度被重新拾起，選調生作為干部“第三梯隊”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提上日程。1980年，16個省開始試點選調生工作，1983年8月，中組部明確在全國范圍內全面開展選調生選拔，至今正好30年時間。從1980年到1985年，中組部在全國組織選調了約12700名應屆大學畢業生到基層培養鍛煉。

　　調整階段

　　(1986年——1999年)

　　隨著社會各界對選調生工作提出一些質疑，1986年開始，選調生工作進入暫停和調整階段，這一時期的一系列文件都在對年輕干部的培養進行探索。1999年，中組部決定全面恢復選調生工作，新的選調生工作已經不再是過去的“指定”選調、“戴帽”選拔，優秀大學畢業生作為“重點培養對象”到基層工作鍛煉，也不再與提拔必然掛鉤。

　　制度化階段

　　(2000年至今)

　　2000年中組部等部門下發通知，對選調生的地位、意義及其作用進行了重要闡述，選調生工作進入規范化操作階段。從2002年起，中央黨校開始舉辦選調生培訓班。2010年，中組部第一次闡明，要建立來自基層一線的黨政領導干部培養選拔鏈。經過不斷完善，選調生培養已有了較為系統和規范的培養機構、內容和方式。在實際工作中，不同省份開始進一步完善選調生工作，比如山東省，從2013年開始，山東省按照選調生的標準條件和程序，選調優秀高校畢業生到村任職，在村服務滿2年后，經考核考察合格，錄用為選調生;不再直接面向應屆高校畢業生開展選調生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