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勞動定額均由企業根據各自實際自行制定。企業勞動定額管理現狀不能與市場經濟和現代生產技術發展相適應。主要體現在：一是沒有統一參考標準，缺乏科學性。二是編制方法落后，缺乏專業性。三是定額修訂滯后，缺乏發展性。超過半數的企業對勞動定額標準長期不作修改和調整。四是企業單方面制定，缺乏民主性。

　　不合理的勞動定額使職工合法權益受到侵害。不合理的勞動定額逼迫職工延長勞動時間，職工休息權得不到保障。一些企業主為節約用工成本，制定的勞動定額很高，職工在法定工作時間內無法完成，只能延長工作時間。企業通過加班加點最大限度地攫取職工的創造能量，獲得更大的利潤空間。最低工資規定執行中存在一些不合法、不合理現象。違反最低工資規定的隱性情況時有發生。一是加班工資“哄抬”工資水平。二是職工常因完不成定額被扣減工資。三是部分職工無保底工資;最低工資標準被利用為壓低職工工資水平的合法“擋箭牌”。最低工資標準作為維護職工經濟權益的基本保障手段，被一些不良企業利用為企業壓低職工工資水平的借口。一方面部分企業主為了追求私利，通過打擦邊球的方式，對勞動技能要求低的工作崗位以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為支付標準，盡量壓低職工工資水平;另一方面部分企業以來料加工為主，沒有自主品牌，缺乏定價能力，利潤率本身較低，近期受人民幣升值、出口遇阻等影響，經營上出現困難，直接制約了職工工資水平的正常增長。對策建議由政府或行業發布相關的勞動定額指導標準，對企業勞動定額的科學制定和管理有積極意義。在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進程中，建立“市場機制調節、企業自主決定、職工民主參與、政府監控指導”的勞動定額制度，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具體舉措，對合理確定職工勞動報酬，改善勞動用工環境，促進勞動關系和諧穩定具有重要意義。

　　加強勞動定額工作，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首先，成立勞動定額標準化技術委員會，代表政府負責組織協調勞動定額標準的制定和管理工作。制定工作制度，設立相應的人員編制，予以必要的經費保障。其次，制定加強勞動定額管理的方針、政策和工作規劃，推動勞動定額標準化和法制化建設;制定、修訂統一的勞動定額標準，審定批準行業標準。第三，結合本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組織制定、修訂地方標準，定期向社會發布企業勞動定額指導標準;對行業制定的勞動定額標準進行審查、備案和發布;為行業和企業勞動定額管理人員提供專業培訓;指導幫助企業開展勞動定額集體協商，監督檢查企業違法行為。企業勞動定額指導標準可分為強制性標準和參考性標準，各行業中的核心崗位和穩定性高的工種適用前者，其他崗位和工種參照后者執行。

　　規范勞動定額管理，突出行業協會的指導作用。勞動定額標準具有明顯的行業特點。政府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對企業的管理逐步從微觀轉為宏觀以后，應注重發揮行業協會的專業優勢和自律作用，除了積極推動和引導行業協會規范、平衡發展外，還要在立法上賦予各行業協會進行勞動定額標準制定和管理的職責。

　　行業協會在勞動定額管理方面的指導作用可通過以下三個途徑實現：第一，加強自身組織機構建設，代表企業經營方會同勞動保障部門、工會組織，在勞動關系三方協商機制的框架下，共同研究制定有關勞動定額的政策，支持和督促區縣以下行業協會與工會開展勞動定額集體協商。第二，對本行業內生產技術、工藝標準、工時工價、勞動用工等調查研究，掌握真實情況，與同級工會組織就行業勞動定額開展集體協商，共同制定本行業勞動定額指導標準，并報當地勞動定額管理機構審批。第三，加強對企業的法律法規政策宣傳，做好政府發布的勞動定額標準的貫徹執行和信息反饋工作，引導企業通過集體協商制定勞動定額，并為企業提供培訓服務，培養專業人才從事勞動定額的制定和管理工作。

　　深化工資集體協商，加強工會組織的維權作用。當前深化工資協商可以采取以下幾項措施。首先，明確工作思路，進一步加強工資協商機制建設。一是黨政主導，將工資協商、集體合同作為調整勞動關系的基本制度，融入當地社會經濟社會發展規劃，納入“富民工程”強力推進;二是政策保障，促進對企業、行業工資協商更具激勵作用的法規政策的出臺和實施，以考核制度、責任制度的建立健全引導和規范工資協商;三是整合資源，加強勞動保障等相關部門與工會的聯合運作，共同推進。

　　其次，突出勞動定額，進一步深化工資協商重點內容。企業工資協商必須將勞動定額管理、工時工價標準、工資增長機制和工資分配機制等關系勞動者工資水平的事項作為核心內容;區縣以下進行行業、區域工資協商要把以上事項作為必要內容。

　　再次，強化職工參與，進一步完善工資協商民主機制。企業經營方必須提前如實向職工方提供協商所需的信息資料。企業工會、行業工會在組建工資協商小組時，必須有職工代表參加;擬定協商方案、起草協議文本時必須充分聽取職工意見。協議文本必須經職工代表簽字認可和職工(代表)大會審議通過。勞動保障部門要把協議通過的民主程序作為集體合同審查的重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