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相對規范的現代社會，隊伍開始之時應該還是比較有序的。盡管大家都想盡快完事，但多選擇先來后到這一日常行為規范。

　　第一個岔隊之人，我們稱之為甲。他或許本不是刻意為之，只是站得比較隨意;或許他只是為了和前面熟識之人更方便交談;或許他不守規矩，站得過于偏離。總之他和排在前面之人不在一條中軸線。

　　這時，排在甲后面之人，我們稱之為乙，有兩種選擇：選擇一，跟在甲后面，保持隊形;選擇二，這是一個洗牌的契機，可稍往前挪一些，與甲基本平行，這樣可能會先甲一步完事。可見選擇二是一個比較優等的策略，如果沒有經受長期規范意識的教育，規范意識沒有根深蒂固為一種內在觀點，選擇第二種方法幾乎是不可避免。前述對規范意識之遵循程度，在生活中我們稱之為"個人素質"。

　　這樣，隊伍即出現分叉。后面之人都會主動或被動選擇一條自認為辦事最快、最為有利的分支，這時二次站隊即成為一種迫切之需要。這時如果你還堅持原則，站在中軸線上，定會被認為不守"規矩"。

　　由此可見，從發生學的角度講，站隊成雙行現象，有一種內在的發生機制。這一分析模型，不妨稱之為站隊心理學。

　　我們不去考察那些很遠的東西，現在除買票等瑣事外，很多事情也是必須站隊的。

　　眾所周知，中國語境下的"左"與"右"和國際通行標準恰是相反。某國文化界總喜歡分左右，仿佛--事實上也確實大體如此--若不表明自己的立場就會被排斥在一個圈子之外。

　　目標指向是社會話語權與群眾接受度，但這個隊伍一開始即是畸形的。排在前面之人拐得太偏，另一些人趁機想取而代之，他們互相無法容忍對方，隊伍嚴重分叉。

　　兩條隊伍都有自己的招牌人物。如果己方隊伍有人被大眾奉若神明，他們會群起而捧之;如果己方隊伍有人被對方加以攻擊，他們會群起而攻之。盡管正常情況下他們之間不可能事事觀點統一，一定會有不同意見，但是他們一般不會大規模公之于眾，不是不能，而是不敢。這種破壞隊伍穩定、甚至有可能被逐出隊伍的事情，很少有人會干。

　　兩條隊伍都有自己的明確旗幟。這些旗幟都是很宏大的概念詞匯，或是"普世價值"，或是"國家主義"，盡管好多人連其確切含義都不知道，只是有一個直觀了解。但是不用怕，沒有人會追問你這些概念的確切含義，他們只是不停以此為旗幟招攬來人、或以此為武器與論辯對手。真理不是越辯越明，經常是越辯越糊涂。但是不要怕，糊涂才能繼續辯下去，市場終究是廣大的。

　　兩條隊伍都有自己的個人目的。盡管有人如康有為欲做帝王師，有人如梁漱溟想做圣人事，有人如胡適之欲做吶喊者，有人如周樹人想做批判家，有人如郭沫若實做投機者;可惜兩隊中人沒有人想做陳寅恪，當然也做不來。可以說許多投機取巧、濫竽充數者混進隊伍，敗壞了整個隊伍的名聲;但是也有很多人是理想主義者，他們的理想包括自身價值，也包括國家前途，很多情況下是殊途同歸。但是他們的爭論多是概念混亂前提下的非學理性攻訐，理性對話很少。兩隊人馬看似爭論熱烈，其實都只是在自己隊伍的小圈子里自說自話。但這沒關系，在對外的爭論中，更可以在內部找到歸屬感。

　　如果你說你聲明堅持中間路線不站隊，那么可能會出現一個情形：一隊會說你不懂國情，一隊會說你犬儒主義。你會發現，你的聲音此時居然如此之小，沒人能聽清。人具有社會性，但你被邊緣化。這時你的選擇有二：其一，堅持信念，做一個獨立學者，以學術服人;其二，耐不住清貧和冷眼，被迫站隊。

　　如果你選擇了某個隊伍，那么此后你看問題必須立場先行，任何時候都要從本陣營所打旗幟出發。即使一開始你有些不適應，這沒問題，當你和同道中人用一種話語系統互動，時間一長，你就會習慣并內化。而這樣一來你也會振臂一呼云集者眾，這種感覺總是很好的，我想你明白。

　　如果你是一個喜歡自省的人，慢慢覺得這樣不甚合意，想要退出。你聲明你不再站隊。那么你會被一派稱作投誠，而另一派罵作墮落。這兩種感覺都不好，我想你明白。敵人的敵人就是我們的朋友，這句話一以貫之至今。但可能你只想保持獨立，既不想做朋友也不想做敵人。孔子說過："鄉愿，德之賊也。"

　　或許你是一個推崇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普通人，對一切意見領袖都存懷疑態度。而且你確實有自己的想法。那么你會發現，你和周圍的人無法交流。他們憂國憂民、口號震天，和你完全不在一個話語系統。你推崇價值多元，也為了避免麻煩，盡量不給他們潑冷水。

　　這是一個牢籠，把這個時代每個讀書人都籠罩其中，無法自拔。

　　其實無論哪支隊伍那個口號，號稱啟蒙號稱回歸，他們本質上是一樣的。他們傳授各種宏大的概念、各種動人的口號，唯獨沒有傳授獨立的求知、包容的精神，或許這也是他們所缺乏的。

　　馬克斯·韋伯強調，在社會科學研究中，要價值中立。但列奧·施特勞斯說，這樣會帶來虛無。按照韋伯的理解，學術要價值中立，政治要選擇站隊。可有人批判這是討巧，不會解決根本問題。

　　由此可見，站隊問題又升級成一個綿延百余年的國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