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后第一次全國政法工作會議7日在京召開。會議指出，在我們這樣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要實現政治清明、社會公平、民心穩定、長治久安，最根本的還是要靠法治。政法機關要以構建公正高效權威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為重點，把加強法治建設貫穿于政法工作的全過程，帶頭嚴格依法履行職責、行使職權。

　　“明法慎罰，國家既治四海平。”德與法，自古以來就是框制社會秩序的兩個主要維度。今天，平安中國、法治中國成為政法工作目標，以人為本、公平正義成為法治建設的靈魂，而切實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成為法治建設的根本任務--這令人想起陳弘毅先生的那句名言，“法治概念的最高層次是一種信念，相信一切法律的基礎，應該是對于人的價值的尊重。”

　　秩序是信任的基石，而尊重則是信任的引擎。眼下而已，以法治之本修彌社會信任似乎更顯迫切。中國社科院7日在北京發布《中國社會心態研究報告2012-2013》(《社會心態藍皮書》)。藍皮書顯示，中國社會總體信任指標進一步下降，低于60分的“及格線”，出現了人際間不信任擴大化、群體間不信任加深等新的特點，并導致社會的內耗和沖突加大。社會信任指標下降的一個特點是人際不信任的擴大化，只有不到一半調查者認為社會上大多數人可信;另一個特點是群體間不信任加深和固化，表現為官民、警民、醫患、民商之間等許多主要社會關系之間的不信任，也表現在不同階層群體之間的不信任。

　　立法是修復信任鏈條的第一步。各種不信任或失信之所以泛濫或得逞，恰在于諸多領域邊界不清、而道德亦無法承擔底線的責任。譬如對于倒地老人攙扶問題，既有道德失范的隱憂，更有法令不彰的因由，西方國家有保護好人的《好撒瑪利亞人法》、新加坡有懲戒訛詐好人的嚴苛法度——而這些，恰恰是嚴懲碰瓷與褒賞道德行為的基本“度量衡”。即便以眼下的新交規觀之，新法實施后信號燈違法現象銳減起碼也說明，嚴刑峻法，對于“車德”等頑疾亦有裨益。

　　執法是穩固信任關系的防火墻。正如政法工作會議所強調，“要著力提升做好新形勢下群眾工作能力、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能力、新媒體時代社會溝通能力、科技信息化應用能力、拒腐防變能力”。建構轉型期的信任關系，執法是最顯性的一步。司法只有從紙面歸于現實，法治才能獲得蓬勃的生命力。藍皮書分析說，中國社會信任水平下降，原因可能來自頻發的公共事件，沖擊了市民對社會的誠信感受，而調查顯示，民眾對政府機構、政法機關的信任度不高。尤其在一些公共事件中，少數政法部門的任何出爾反爾或虛與委蛇，對法治大局都是極大的損耗——“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決其惡果甚至于十次犯罪，因為犯罪只是弄臟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判決卻是弄臟了水源”。

　　守法是重建信任體系的關鍵一環。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是法治社會的基本特征。十八大報告也重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日前，82 歲高齡的法學泰斗江平在談及法治建設時更直言，“建設憲政社會主義是大勢之所趨，當前亟待糾正一些司法偏差，亟待進一步樹立《憲法》和司法的權威，推進依法行政，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守法有兩種，一是公權守法不逾矩，二是私權守法不犯規。前者是構建官民、警民之間信任關系的核心，而后者是調和醫患、民商等對立關系的根本。于前者而言，更為重要。因此，習近平總書記主持政治局會議、部署2013年反腐敗工作時指出，少數黨員干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突出，奢侈浪費現象嚴重，個別領導特別是高級干部嚴重違紀違法;全黨須增強憂患意識、堅定果斷剎風整紀，加大辦案力度，堅決遏制腐敗蔓延勢頭。

　　信任與溝通看似是道德治理命題，但在現實語境下，更是對法治建設的吁求。“法是最低的道德”，法治越健全有序，社會生態越諧和溫潤。有公平的秩序、有公正的結果、有公開的博弈，多元的利益關系才不至于顧此失彼，喧嘩的話語表達才不會將民聲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