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據媒體報道，長春市民李先生反映，他的孩子在課外班學書法，作業差147個字沒寫完，老師就罰其每個字寫1000遍，得寫14.7萬字，趕上一本小說的字數了。孩子上午進校，下午1點還沒放學，李先生電話詢問，方知他一直在寫字。李先生趕緊來到學校，向老師賠禮道歉，保證孩子以后按時按量完成作業，這才把孩子領走。

　　嚴厲，似乎就是中國傳統教育的一種常態。膾炙人口的《三字經》里，就有這樣的一句話：“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盡管說嚴師出高徒，但是動輒對一個小學生罰抄14.7萬字，顯然遠遠超出了嚴的邊界，某些課外班老師的所作所為，已變為不近人情、嚴重傷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野蠻體罰了。

　　甭說小小孩童，就是一個成年人，讓他一口氣寫上幾個小時的字試試，如果手不傷、肩不酸、腰不疼，這才算真的怪事。教育的力量在于春風化雨，通過表揚、批評、示范、引導等各種手段，向孩子們傳授知識、引領其養成良好的習慣和行為方式。教育的對象是人，是具有判斷力和豐富情感、有著模仿能力的孩子，如果對其頻頻施以疾風暴雨，這種帶著暴力烙印的不僅有可能傷害孩子，還會在他們心靈深處植入暴力的種子。

　　回望逝去的童年，體罰成為不少人記憶中的疼痛——聯合國兒童暴力全球調研項目曾在北京、廣東、陜西、湖北、浙江、黑龍江六省市大中專學生中，采取回顧16歲前人生經歷的形式，展開兒童暴力問題的專項調查，數據表明，69.8%的人曾在小學受到過老師的體罰，在初中受到體罰的比例則為31%。上述調查結果，不僅令國外專家吃驚，也引起了國內教育工作者的反思：除了體罰，我們能不能用其他更為柔性、更加人性化的方式，來實施“人的教育”。

　　教鞭是學海里的指路燈，不是用來打學生的;粉筆是書山里的鋪路石，不具有飛標飛石的攻擊功能;作業本是孩子們求知操練的田地，它也不能被當成懲罰的井田阡陌——被某些人視為教育秘笈的“棍棒教育法”，演繹出不少人間悲劇，是該得到淘汰了。

　　《教師法》、《未成年人保護法》、《教育行政處罰條例實施辦法》等法律制度，早將“禁止體罰”固化為剛性的制度要求，對于罰寫14.7萬字這樣逾越正常人負擔、有可能造成傷害的體罰措施，家長和學生都有理由拒絕，而地方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門也不能坐視不管。

　　針對具體的教育語境和特定的施教對象，適度體罰是一種具有針對性的教育形式。即便是在美國的法律中，校園體罰的實施，也有固定的程序和操作方式、完善的申報及評估要求。我們的法律和制度設計，恰恰缺少對體罰行為合理邊界的認定，缺少對過度體罰行為的可操作性懲戒，這才衍生出對學生罰抄14.7萬字的荒唐。這種荒唐也提醒人們，“中國式體罰”不能僅用“教不嚴，師之惰”來解讀，也要裝上法律的柵欄，完善對未成年人生命權、健康權和精神權益的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