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據報道，在河南鄭州，各個社區的基層醫護人員被要求篩查本轄區內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人數不低于轄區人口總數的 2‰。在1000個人中至少找到2個重性精神病，這一任務被納入衛生部門對社區醫院的考評中，完不成會被扣分和督導，這讓不少基層醫務人員感到壓力山大。攤派“精神病指標”，更讓公眾感到錯愕。

　　【熱點解析】

　　[綜合分析]

　　關愛精神病患者，為了醫治和防止引發社會問題，預先掌握相關信息，以更好地管理和服務，其初衷不乏善意。但在實施過程中，卻由于“指標考核”這一錯誤做法，把好經念歪了、好事辦壞了，個中癥結，值得深思。

　　首先，“一刀切”的量化指標，嚴重脫離社會現實。重性精神病患者，絕不可能按照人口2‰平均分布，具體數字是多少，得通過扎實調查、科學診斷、客觀統計來確定，而不能拍腦袋、想當然。憑一紙文件說多少就多少，到處都是一個標準衡量，這無疑是一種典型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作風。

　　其次，硬性指標帶來執行問題。更重要的是，硬性指標產生的考核壓力，傳導到醫務人員身上，帶來種種執行問題，侵害了患者和公民的合法權益。在鄭州，按照2‰的標準，許多社區根本完不成篩查任務。為了湊人數過關，一些醫務人員不惜將沒病的查成有病，將輕度的說成是重度的。為了完成“精神病指標”，竟然硬生生逼出了“被精神病”的悖謬結果，這必然給公民權益帶來傷害。

　　最后，此舉有違相關法律法規。根據新的《精神衛生法》，患者自愿、患者權利至上等原則體現于各個條款，精神障礙患者的人格尊嚴、人身和財產安全不受侵犯，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歧視、侮辱、虐待精神障礙患者。鄭州的衛生部門通過行政方式，攤派“精神病指標”，調動人力資源強行干預患者生活，不僅沒有依法辦事，更是與法律精神和規定背道而馳。

　　[啟示]

　　類似“精神病指標攤派”一樣的行為，一般情況下都是行政指令，多是一紙紅頭文件的規定，沒有任何商量的余地。這里面，民意的成分甚少，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因為無論是計生指標還是精神病指標，在決策之前，都沒有征求民意的環節，只是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任務，為了自己的“政績”，便異化地執行一些規定，讓一些有良善初衷的規定變得面目全非。當攤派這樣的行為沒有民意基礎，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便是權力的獨角戲了。

　　[措施]

　　對此，專家建議：

　　一方面，厘清權力邊界。在指標攤派這些事上，我們必須再次厘清權力的邊界，畢竟，權力是不能恣意妄為的，而應恪守自己的本職。什么事情是權力能辦的，應該辦的;哪些事情又是權力不能辦的，不該辦的。這些應該有一個最起碼的準則，即權力之手能夠伸出的范圍必須明確，不然，攤派一般的行為，還會繼續發生，因為攤派雖然沒有什么程序正義可言，但仍是很有效率的一種做法。只是，沒有程序正義的攤派行為，讓每個人都膽戰心驚，因為誰都不知道，自己會不會淪為不幸的受害者。

　　另一方面，創新管理方式，為精神病患者提供更為人性化的公共服務。按文件不按法律，權力蓋過了權利，說明在一些管理者意識深處，法治觀念依然匱乏，管制思維依然頑固。不清除這些觀念障礙，精神病患者的管理就會陷入“要數不要人”的歧途。取消“精神病指標”固然容易，但如何轉變管理思路，創新管理方式，為精神病患者提供更為人性化的公共服務，顯然還有許多問題需要破解。從更大層面看，全國各地將重性精神病患者的管理治療納入基層疾控體系，需要有效對接和充分融入，為患者編織充滿尊重、理解、關愛的權益網絡。這不只是鄭州一地的亂象，也不僅僅是衛生系統面臨的難題，而是一個牽涉面甚廣的社會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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